2017年4月25日 星期二

毛澤東:紐約時報訃告 ;去世40周年;'希特勒'等級同代人:Helwig Schmidt-Glintzer的毛傳



德國《世界報》以" 枕邊的殺手 "為題,刊發了一則書評。文章指出,毛澤東的可怕政策導致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他對西方左派思想家的影響力卻一直持續到今天。
"要是德國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今的外國歷史學家--比方說一個來自中國的歷史學家--會怎樣評價希特勒的影響力?也許他會這樣寫:'即便有那​​些災難,希特勒今天仍然是備受尊崇的歐洲核心人物,這可是20世紀歷史中最令人驚嘆的現象之一;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希特勒以及他的同路人為歐洲所努力爭取的發展道路,今天基本已經被證明是一條成功的道路。'"
Wolfenbüttel - Direktor der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Helwig Schmidt-Glintzer (picture-alliance/dpa/J. Lübke)
德國著名漢學家施寒微
"將'希特勒'換成'毛澤東','歐洲'換成'中國',上文便是漢學家施寒微教授(Helwig Schmidt-Glintzer)最新出版的毛澤東傳記中的最主要段落。但是,施寒微錯了。今天,有許多中國人尊崇毛澤東,而一切在德國為希特勒翻案的企圖全部歸於失敗,其原因其實是中國共產黨依然統治中國、而納粹黨則在德國遭到禁止。"
《世界報》記者還注意到,施寒微教授在書中還質疑將毛澤東稱為獨裁者的做法是否合適。記者隨後寫道:"毛澤東是一個極權統治者,想要通過恐怖手段來改造整個民族,他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惡劣的屠殺犯。和毛澤東相比,一般的獨裁者,比如弗朗哥、皮諾切特,甚至墨索里尼都幾乎是無害的。施寒微還認為,'毛澤東和同時代世界各國的許多人一樣,想要擺脫長時期的受害者角色,邁入當家作主的自由時代。''毛澤東的一生都在貫徹這樣一種理念:中國擺脫一切壓迫和偏見,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就像20世紀的許多人一樣。'如此抽象的措詞,我們之前虛構的中國歷史學家也能對希特勒作出相同的評價。希特勒和毛澤東可是同時代人。"
deutschland Björn Höcke ARCHIV (picture alliance/AP Photo/J. Meyer)
德國右翼政治人物霍克今年初曾說"希特勒也有好的一面",而遭到全國輿論口誅筆伐。
作者隨後抨擊施寒微新書所引用的史料全無新意,而其對這些史料的解讀方式則堪稱醜聞,其惡劣程度不亞於當今德國一些右翼政治人物試圖挖掘希特勒"好的方面"。
文章在末尾指出,很久以前,哲學家尼采就知道,讓他人感到危險、讓他人感到害怕,這些做法能帶來很大的快感。對於納粹衝鋒隊、中國紅衛兵、極端穆斯林都是如此。毛澤東曾說打倒一切反動派,"而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就是打倒他人的樂趣。這是否真是一條延續至今的'成功道路'?很遺憾,是的。"


1976.9.9

訃告 

《紐約時報》1976年9月刊登的毛澤東訃告。




據說,毛澤東去世40周年:那一天晚上,我在步兵學校當所謂"示範排"的排長,回連部, 應該在室外夜空之下,想想糾纏的歷史進程。
後來,我看了好幾本日美英學者寫的毛傳。內容多半忘記了。
今年中共當局對此,當然"靜聲",因為,習等人的文革經歷;不過,毛的建國功過,七三開,還是中共元勛。


40年前的今天,毛澤東的逝世為中國歷史上一個跌宕起伏的時代畫上了句號。40年來,毛澤東的影響一直留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乃至流行文化中,並將繼續影響這個國家可以預知的未來。
紐約時報中文網從今天起將分期刊登時報1976年9月9日為毛澤東撰寫的訃聞,歡迎關注。以下是本文第一部分。
香港,9月9日――毛澤東出生在默默無聞的農民之家,去世時卻成了歷史上最重大的革命人物之一。
毛澤東出生時,中國飽受內亂蹂躪,陷入赤貧,還被更先進的外國勢力所蠶食,他一生都是為了實現兒時的夢想,讓中國恢復其傳統地位,重新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用中國人的話來說,他堪與中國的第一個皇帝、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的秦始皇相提並論,毛主席本人也非常樂於將自己同秦始皇對比。
他以極大的毅力和精心策劃的戰略,駕馭了農村中的不滿力量與民族主義力量,把一支微不足道的農民力量變成了百萬雄師,率領他們征戰20年,於1949年在全中國取得了勝利。在這個過程中,這支軍隊既有過與史達林格勒保衛戰程度相當的大戰,也經歷過堪與亞歷山大大帝的征途相媲美的英勇長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是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半封建國家,大部分人口是文盲,佔地近400萬平方英里,人口為世界的五分之一,毛髮起了一系列規模龐大,有時引發劇烈動蕩的運動,旨在將它改造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到他去世時,中國已經能夠製造自己的核彈與制導導彈,成了石油生產大國。
在中國的復興過程中,毛還改寫了中國的外交進程,為西方國家通過「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的百年恥辱畫上了句號,為中國贏得了全新的承認與尊敬。最後,在1972年,就連美國也放棄了20年來難以平息的敵意,當理查德·M ·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總統訪問北京時,毛面帶微笑地表示歡迎。
與此同時,他不允許任何人反對自己的控制,為了鞏固新政權,50年代初,他發起了一場運動,數以十萬計的人們遭到處決。50年代末,不顧黨的其他領導人的批評,他發起了「大躍進」,最終導致了大規模經濟混亂和食品短缺。在他統治的年代,他打倒了黨內一個又一個競爭對手。他還冒著令整個國家陷入混亂的風險展開了「文化大革命」。
雖然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但有些評論人士認為,他發動的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以及他要求別人俯首帖耳的做法,最終把許多中國人變成了心灰意懶、憂心忡忡的芸芸眾生,他們願意順著政治風向的變化而行動。
複雜的人物
作為20世紀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毛澤東是個異常複雜的男人——有時他精於盤算且很現實,有時又沒有耐心,他既是浪漫的夢想家,又是個人主義者,也是嚴厲的執行紀律者。他本人曾說過自己「身上有些虎氣……也有些猴氣」,也許,畢竟他也被各種矛盾所分裂,正如他喜歡用這些矛盾來解釋自己身邊的世界。
毛澤東是一名中國的愛國者、好鬥的革命家、熱誠的傳播者、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戰士、政治家和詩人,但他首先是一個道德說教者,他深深相信,人的美德必須置於只不過是經濟的進步之前,這也是孔子以來的中國人相信的東西。和過去100年來的許多中國人一樣,他對帝國主義的欺侮感到憤慨,他想把中國整個拆毀,好讓它變得更加強大。他嚮往著在中國建立平等的革命烏托邦,在這個國度裡,人民大眾的熱情將為其提供發展的動力。
「我看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的1958年寫道,大躍進是他發動的最大、但最終造成巨大破壞的運動之一。「有了這種力量,什麼事情都能辦成。」這兩句話是他思想的驚人總結。
和許多偉大領袖不同,毛澤東從未對日常事務行使過絕對的控制,也從未追求過這種控制。但是出身卑微、在湖南農村長大的他,後來成了八億中國人事實上的君主,如果不是活著的神的話。他的每句話都是國家的教義。被打印在用紅色塑料皮包裝的小冊子裡,這本《毛主席語錄》發行了數百萬冊,它們被認為具有不可戰勝的神奇力量。
權力、特權與焦慮
儘管毛澤東是忠誠的列寧主義者,與他的俄羅斯前輩一樣,強調需要有高度組織性和紀律性的黨,但他卻把自己置於全黨之上,當黨對他構成阻力時,他還尋求用個人崇拜來取代黨。
儘管他擁有極高的權力和特權,在他的人生晚期(大約是從1960年起),毛澤東似乎開始被焦慮困擾,他擔心中國革命面臨危險,可能會退到中國帝制時期的舊精英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道路上去。在他眼中, 這種危險看似非常大,因為在那個時期蘇聯發生了他稱之為「修正主義」的情況。在毛澤東看來,尼基塔·S·赫魯曉夫(Nikita S. Krushchev)強調用物質的鼓勵來刺激以消費者為導向的生產,以及赫魯曉夫領導下黨內特權精英階層的明顯出現,都是可憎的事物。縱觀中國的問題,毛澤東在1964年抱怨說,「幾包煙就能買個支書噹噹,更別提把女兒嫁給他了。」這個說法也許帶著他特有的誇張。
為了振興中國,凈化黨的隊伍,確保自己死後革命仍然能夠進行下去,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正如他後來承認的,文革帶來的後果甚至連他本人都無法預見。
黨的團結受到損害
數十萬年輕人被動員起來,當了「紅衛兵」。他們往往難以控制,習慣於內部鬥爭,在全國串聯,毛澤東號召「炮打司令部」後,他們羞辱和責備毛在黨內的對手。在那兩年的動蕩中,經濟受到破壞,甚至發生了流血事件,後來終於恢復了秩序,那是在時任國防部長林彪領導下的越來越強大的軍隊,以及周恩來總理等幸免於難、不太激進的黨內領導人的幫助之下。
但是,黨內至關重要的持久團結被毛澤東嚴重地破壞了,這種團結是在20世紀30年代史詩般的「長征」中形成的——「長征」是一次長達6000英里的遠征,一支初出茅廬的軍隊跨越高山、河流與荒原,從中國南方的江西來到西北部的陝西。「文革」中被清洗的最重要的人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的總書記鄧小平,他們被扣上「走資派」的帽子。劉少奇曾是毛澤東多年的最親密戰友之一,1959年起出任國家主席,當時毛為了讓自己潛在的接班人得到更多經驗,辭去了這個職位。那以後,毛澤東唯一的官方職務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林彪元帥因為在軍隊支持毛澤東上起了作用,加上他對毛澤東不斷地獻媚吹捧,被冠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與接班人」的稱號,他的接班地位於1969年被寫入黨章。但是林彪的這個地位只持續了兩年;據官方的說法,1971年,林彪暗殺毛的企圖被發現後,試圖叛逃蘇聯,因飛機失事,在蒙古死亡。更奇怪的是,在那以後傳到外界的書信和講話中,毛澤東堅持說,他早在1966年就開始懷疑林彪了,利用林彪只不過是為了剷除劉少奇而已。
林彪死去數年後,大總管和調節人周恩來倍加努力,幫助顯然已經蒼老的毛澤東領導這個國家,讓其進入了一個看來持續了一段時間的經濟發展階段。但是,周恩來在1976年1月因癌症去世,日常領導工作落到了前任黨總書記鄧小平身上,顯然是在毛的許可下,周恩來於1973年重新啟用了鄧小平,把鄧小平安排在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位置上,讓他成為可能的接班人。
火速失勢
鄧小平旋即受到毛澤東的猜忌,比劉少奇和林彪失勢的速度還要快。周恩來逝世僅三個月後,鄧小平即遭撤職,再次被打為「黨內走資派」,並遭毛澤東指責為曲解他本人的指令,過分強調經濟發展。
在毛澤東的晚年,有一些人認為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垂垂老矣的獨夫,越來越喜歡心血來潮。在剛剛過去的冬天,他邀請尼克森再次訪問北京,回到他擔任總統期間取得最大成就的地方。毛澤東的這一舉動被外界視為可能標誌著他開始脫離現實,不過按照中國的觀念,這也可以解讀為對好友的親善姿態。
毛澤東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1971年;在後來發佈的照片中,他看起來往往像是身患疾病。他似乎難以控制雙手和面部的運動,談吐不清,激起了有關他曾中風或罹患帕金森病的猜測。
然而,他仍然不斷地在書房裡接待各種外賓,無甚生氣地坐在一張花格圖案的沙發裡,左圖右史。此外,他似乎依舊在令北京四分五裂的政治衝突中表現活躍。據說,他最後的動作就包括挑選最終接班人華國鋒。華國鋒知名度相對較小,早年在黨內的任職地包括毛澤東的家鄉湖南湘潭。至於兩人是否有親密的私人關係,則不得而知。
與莫斯科的矛盾
近年裡,毛澤東的精力還被中國與蘇聯之間的巨大分歧佔據。這是戰後世界局勢的一大關鍵動向。在中國看來,中蘇衝突一部分來源於黨的思想之爭,毛澤東擔心蘇聯的修正主義是可能會顛覆中國革命的危險的異端邪說。另一部分來源於政治與軍事之爭,涉及毛澤東早前抵制莫斯科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後來又在中國邊境抵禦蘇聯軍隊。還有一部分來源於領土之爭,涉及北京認為沙皇時代的俄羅斯曾吞併中國領土。
雙方的爭執在60年代初浮出水面。儘管在那之前外界沒什麼人覺察到了這一點,但如今看來,顯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在20年代最早開始接觸的時候。當初,來自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等人在摸索掌權的道路,而史達林從遙遠的莫斯科給他們下達的指令一再將他們引向災難。
聽命於斯大林的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充當顧問——毛澤東戲稱他們為「欽差大臣」。史達林和這些代表先是指示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合作。然而,蔣介石於1927年突然反目,屠戮了數千共產黨人。史達林隨後下令中國共產黨為大城市(基本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發動「革命暴動」做準備。
在蘇聯的直接干預下,毛澤東曾於30年代初被剝奪了職務與權力。直到共產黨被迫在1934年開始長征之後,在又犯下了多次策略失誤之後,毛澤東才憑藉他在農村革命中組織與領導農民游擊隊的非凡才幹掌握了黨的指揮權。
首次出訪
在1949年底,毛澤東設立自身領導的中央政府後不久,他帶著勝利的愉悅來到莫斯科訪問。然而,他立即就遭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領域的首場危機:他與史達林就一份援助協議和蘇聯特許權的條款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爭論。儘管有那麼幾年毛澤東嘗試了強調重工業的蘇聯經濟發展模式,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開始心生疑慮,不僅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裡這麼做用處不大,還因為它帶來了官僚主義、權貴主義和資本主義傾向——也就是其中的物質激勵。
在50年代中後期,一系列事件把這種長期令人不安的關係發展成激烈的爭鬥,最終演變為公開的武裝衝突。首先是尼基塔·S·赫魯曉夫在1956年做的報告,抨擊史達林慘無人道,還搞個人崇拜。毛澤東此時已將自己設想為世界上重要的馬列主義思想家與革命家,這件事讓他猝不及防。他很惱怒事先沒有與他商量,而蘇共中央領導人赫魯曉夫出面揭露的事情也令他處境尷尬。
緊接著,在因為大躍進造成的混亂局面而批評毛澤東之後,國防部長彭德懷於1959年被打倒,而蘇聯顯然在這件事情上有所牽涉。其他情況也接二連三地冒出來:在中國與印度的一場邊境衝突中,莫斯科未能支持北京;北京與台灣和華盛頓之間爆發了牽涉一些小島的台海危機;到了最後,蘇聯突然於1960年7月將技術專家悉數撤出,撕毀了數百份計劃修建工廠等設施的協議。
與此同時,赫魯曉夫在向羅馬尼亞工人黨全國大會所做的報告中將中國領導層稱為狂人,毛澤東也很快向同僚表示,「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
這場危機在1969年的冬天到達頂點:蘇聯與中國的邊防部隊沿著烏蘇裡江結冰的河岸爆發了衝突。在此之後,蘇聯持續在兩國邊境地帶增派陸海空三軍,直到將四分之一的兵力囤積在這一地區。
在每位到訪的外國領導人面前,毛澤東都要花上不少時間強調蘇聯擴張政策的危險性——用他的話來說,是「霸權主義」。他認定,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是對和平的最大威脅。這讓他得以用更積極的眼光看待美國,並助推兩國在1972年之後取得關係的逐步改進。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Jane Jacobs;谷阿莫


蘋論:谷阿莫被告了

2017年04月26日


谷阿莫網路紅人谷阿莫被告違反《著作權法》,並不令人意外。網路上的創新與分享都是好事,谷阿莫卻以「他傻瓜,我聰明」的取巧方式衍生牟利,內容過度簡化、傳遞偏見更引發爭議,此次被告足堪其他相同手法網站與網紅引以為戒。

當初谷阿莫推出「X分鐘看完XX電影」系列影片時,幽默KUSO的說故事方式很對年輕人胃口,對於院線大片、知名影星的嘲諷也看似無傷大雅,不但一片叫好之聲,社群網站粉絲數更破千萬。儘管當時就有很多人對其涉及侵權不以為然,但與網路上到處可見的盜版販售相較,谷阿莫自稱「二次創作」在免費觀看的粉絲眼中仍屬可接受範圍。

無本生意豈稱創新

然而,隨著谷阿莫將「粉絲經濟」發揚光大,開始接案甚至訂出廣告、業配價碼,他所宣稱的「網路著作權合理使用」也愈來愈站不住腳,因為其中已經充滿了牟利動機及衍生獲利結果。「X分鐘看完XX電影」系列影片傳遞的價值觀,也變成「出大錢做內容的人都是傻瓜,巧妙重製內容做無本生意的人才聰明」,這種心態真的是值得鼓勵的網路創新精神嗎?
持平而論,谷阿莫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才能引發網路族群如此大的共鳴。但是,谷阿莫更大的爭議也在於此,因為他一路酸到底的用詞與風格,往往傳遞了更多歧視與偏見。不少人未必在乎谷阿莫侵犯著作權,卻對他的品味水準、鼓動歧視非常感冒。

去年谷阿莫以一貫嘲諷風格評論電影《丹麥女孩》,就引來許多網友抨擊,認為谷阿莫對性別無知及歧視弱勢者。儘管支持者為谷阿莫辯護認為只是開玩笑,但谷阿莫仍須面對「把玩笑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質疑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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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pr.org/2017/04/21/525046934/city-planning-as-a-contact-sport-in-citizen-jane-battle-for-the-city
MOVIE REVIEWS

City Planning As A Contact Sport In '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


NPR:

April 21, 20174:34 PM ET


Heard on All Things Considered





BOB MONDELLO






Jane Jacobs commandeering a city planning meeting.

Courtesy of IFC Films


Imagine city planning as a contact sport and you have the gist of Matt Tyrnauer's documentary, 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 The film chronicles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mid-20th century worldviews: that of Robert Moses, who preached a cure for what ailed American cities that amounted to "bulldoze and replace," and the less destructive prescriptions of writer/activist Jane Jacobs, who challenged the whole notion of urban renewal in her game-changing book,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She was the David to his Goliath. As New York's unelected but powerful parks commissioner, transit czar and head of public works, Moses was intent on creating the city of tomorrow — a place of glistening, angular high-rises, soaring bridges, and superhighways. And in the 1950s and '60s, he had the muscle to make them happen. As he talks of cutting out the "cancer" of slums, the images on-screen are of whole blocks being demolished by wrecking ball and explosives.



Moses, foolishly, termed her just a mother with a baby carriage. He would soon learn not to underestimate mothers.




But it's a feature of such top-down approaches to city planning that when you take a view from the clouds, the city's inhabitants become mere specks on your architectural models.


"Today our greatest single problem is tenant removal," Moses intones matter-of-factly. "You have to move people out of the way of a slum clearance project, and a lot of them are not gonna like it." Grant the man a gift for understatement.


While he designed crisp city blocks from on high, Jane Jacobs was looking at New York from street level. To her a city wasn't about buildings — it was about people. Planners like Moses may have seen newsstands and folks sitting on front stoops as clutter, but Jacobs saw a vibrant streetscape.


They were natural antagonists, these two. And with archival footage and talking heads, the filmmakers lay out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outlooks, and then revisit their biggest battles. Over, say, the Moses plan to declare much of Greenwich Village a slum, so he could run traffic — think of his neighborhood-killing Cross Bronx Expressway — through the center of Washington Square.


Jacobs had just published her book Death and Life at that point, and she lived in Greenwich Village. Moses, foolishly, termed her just a mother with a baby carriage. He would soon learn not to underestimate mothers.


"There is nothing more inert than a planning office," Jacobs says in a voiceover. "It gets going in one direction and it is never going to change of its own accord." So she made it her business to "frustrate planners."


The film documents how she mobilized the neighborhood, and then the politicians, and proved that the people of Greenwich Village could fight city hall.


But the Moses doctrine of bulldoze-and-replace was making a lot of money for developers, and it was spreading. Cities everywhere followed his lead, ripping out run-down neighborhoods to construct soulless, low-income high-rises that no one wanted.


The film shows the result — Pruitt-Igoe in St. Louis, Cabrini-Green in Chicago — huge, sterile towers surrounded by ribbons of concrete and what sketches depicted as parkland but what were, in reality, the equivalent of empty lots. Jacobs predicted correctly that these walled-in green spaces would prove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busy streets they replaced because no one would ever be in them.


"This is not the re-building of cities" she wrote. "This is the sacking of cities."


It would be hard to watch 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 without making connections to battles raging today: politicians who want to build things — walls, infrastructure — to clean up clutter and make people conform.


Jacobs argued that what looks to officialdom like disorder is actually what makes a crowded human landscape function — it's just a more complex order. This compelling documentary lets you see the beauty she found in that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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