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2日 星期六

黃武雄 (Yushi Huang):「笑罷童年」*;向林冠華致敬。曾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一則故事

由於黃老師 在Facebook上有帳號:黃武雄,所以可以大大充實他的作品簡介,譬如說,

黃武雄更新了他的大頭貼照。

黃武雄 周舟:這張蠟筆畫是1987年我自Stanford 回來不久之後畫的。那些年我終日在山上遊盪。


與黃老師談寫回憶錄:2015.9.12


Hanching Chung 黃老師,我是鍾漢清。"漢卿"比較有名、合理;不過我父親可能不知道什麼關漢卿等名字。很佩服黃老師生活的品質和生產力。建議您寫本回憶錄,一定許多人搶先看。

黃武雄 是,是漢淸,再道歉一次。老實說,我沒什麼特別的經歷,一下子就垂垂老矣,然後朋友們就勸我寫回憶錄,原因大概是我够老了,不寫來不及。謝謝漢淸兄看得起我。另一方面,我不喜歡回憶錄,因為多數人寫回憶錄都會美化過去,不美化也難。如果要誠實,只好寫懴悔錄,因為一生錯誤一蘿筐。但我又不認為人應該把他自己的錯誤,向世界告白。這是危險的,混淆了私密與公眾的界線。每個人有他的祕密基地,這是人生活在世界上的基本條件。好了,我的理由一大堆,再說吧。

Hanching Chung 黃老師,月前將Brown University加入時,總會想起您當時的經歷不知道怎樣.....;日前還有人怪罪當初的"廣設大學"的過失.....種種事情,對不同的人有各自的需要、共鳴、同情。您是台灣少數的公共知識份子,最起碼可以有一本類似"皮亞杰訪談錄"的書---而該書多以學術為主,你的關心範圍和層次更廣、更深。

你的話我放在心上。........, before it's too late.



VHS錄影帶標題是「笑罷童年」*。廖健次好像把它po在YouTube,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隨時觀看。影片很長,分幾段慢慢看。那是1991年拍的。至於「童年與解放」是書,最近2013年版本由左岸重印出版。兩者容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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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3

笑罷童年-窄門.m4v
by 廖健次

黃武雄老師談教育,如何讓孩子有快樂的童年,快樂的學習環境⋯

39:37

笑罷童年 2 威權
by 廖健次

黃武雄老師談教育,如何讓孩子有快樂的童年,快樂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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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武雄老師向林冠華致敬

僻居山中,新聞延誤,網路亦不穏定。昨晚耳聞高中學生林冠華為抗議新課綱結束自己生命。這消息放在心裡,夜裡沒睡好。起床後努力蒐集新聞報導,一邊頻頻拭淚。

很久沒貼文了,今早讀了林冠華與友人互傳的簡訊,更是老涙縦橫。寫這段話,並非要為這令人傷痛的事,做什麼評論,只是要對青年林冠華致以無上的敬意,並看看能否與他親愛的家人與朋友分擔一些傷痛。


一個孩子,這麼勇敢、這麼決斷、為了分明是非,為了把他所堅信的火炬傳遞下去,選擇在他二十歲的生日,犧牲自己年輕的生命。

寫這段話,一則傷逝年輕生命的殞落,一則向這可貴的年輕生命表達無上的敬意。

也許朋友會擔心:這般讃揚,會不會鼓勵其他的孩子模仿?不,值得人們如此讚揚與尊祟的生命,他的內在是模仿不來的。沒有內在,只是輕生的舉止被模仿,模仿的意義就完全走樣了。

況且我一直喜愛並相信這些孩子們所說的「我們不是白痴」。

不要低估甚至軽蔑孩子。這些孩子們有他們自己的判斷。他們不會無知到要模仿。他們走的是他們自己選擇的路。

很多年前,有一本書叫「阿拉斯加之死」。死者某種意味的輕生,也被專業登山界批評。但這本書反而鼓勵了無數青年,譲他們思考自身存在的深意,從而變得生命昻揚。

如果台灣有好的文學家,希望有人願意投入,去追尋林冠華短暫的生命歷程,為他所代表的一些志行高潔的年輕生命,留下令人永遠懷念的記錄。

黃武雄






曾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1]


                                                   黃武雄  
                                                2015.06.22
 一、
知道柏瑜要代表綠黨,出來競選新北市的立委,心中但覺不忍。
她啊,才二十三歲!就決心要步入複雜艱苦的政治生涯。

去年太陽花學運中,我注意過一個女孩,站在麥克風前,肩披微紅的長髮,穿著一襲草綠色的夾克,眼神堅定、口才清晰。她也出現在電視的時論節目中,面對眾人,有條有理的論述什麽才是對的政治觀點。

半個多月前,她來到我僻居山中的農舍。那是一個下過春雨的午后,陪同前來的,有綠黨的老友根政與東漢。在陽台坐定,我看到的不是去年學運時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來回折衝的女將,而是一位清純的少女,稚氣未脫,僅僅山谷繚繞的美麗雲霧,已足夠叫她興奮久久。

她已決意出來參選,純然為著理想。我自願為她寫這篇推薦文,支持她,但也帶著慚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替下一代打造一個像樣的環境,她們就已匆匆長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一個是非不明的社會,卻要她們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國家機器,來喚醒我們的良知。現在她們更選擇政治作為志業,為了相對美好的明天。

我記得二十前1994/4/10一次教育改造的大遊行中,我們的T恤背後寫著一句標語「為下一代而走」。今年2015,眼前的年輕人就是當時的下一代。現在他們已經長大,正在告訴我們什麽才是對的道理、什麼才是好的社會,並且勇敢的走到我們的前面。

柏瑜便在這行列的第一線。

二、
當然,慚愧不會是我支持柏瑜的關鍵。關鍵是年輕世代已經帶領台灣社會開始講道理。柏瑜與她的同伴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一個社會開始講道理,這個社會就有了希望。

我並不是說,此前沒有人講道理。正好相反,歷史的任一時刻,都有一批人大聲或小聲的在講道理,只是通常他們是絕對少數。社會多數人聽不到他們的道理。但太陽花學運一夕之間點燃了台灣社會的理智。忽然有接近一半,甚至多於一半的人,用心在聼,在想,甚至自己也講起道理來。這是重要的成就,也是希望。

講立場容易,講道理難。很多人整天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侃侃而談,講的都是立場,不是道理。講立場只要人云亦云就可以談個不休。但講道理,則需要來回辯證,從不同的立場,相互駁斥,尋找事實,客觀分析。

只有大家開始看事實,講道理,民主才有了內容,也才有機會深化。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2],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開始講道理,大家在迷霧中摸索的只是抽象的民主[3]。主流媒體仍然壟斷輿論的平台、壟斷資訊、掩蓋甚至歪曲事實。記得嗎?1988那年五二O農民運動[4],無數人民被鎮暴警察打得遍體鱗傷,主流媒體卻誣指農民預謀暴力,載整車石頭上台北來丟警察,還準備火把、汽油彈。中研院與清大教授費心用科學方法求證,發覺這些指控皆子虛烏有。但求證的結論無法在主流媒體出現。那時還沒有網路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謊言。人們只依賴主流媒體的報導在論斷是非。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現象天天都在發生,五二O農民運動只是一個例子。統治者控制媒體,媒體捏造事實,控制輿論。

一個社會能講道理的基礎是根據事實,可是事實被扭曲、被掩蓋、被謊言取代,人們如何能做出正確的評斷?「雪亮的眼睛」終究是少數。即使到1990年代末期,甚至2010,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統治者猶能依靠媒體、依靠謊言控制人們的大腦與喜惡,而贏得多數的選票。

記得嗎?更早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自由中國事件、柏楊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每一事件發生,報紙與電視鋪天蓋地的輿論,盡是獨裁者的一言堂。即使在解嚴之後,勞工、農民、學生、婦女、環保人士…提出種種社會改革的民主訴求,一次次走上街頭…。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仍被指控為暴力,或以其他荒謬的名目構陷或嘲弄,藉此轉移焦點,避開訴求本身的討論。「講道理」這樣理所當然的事,在那樣的時代,沒有一點機會萌芽。民主只有空的殼子,徒具形式。


三、
時序推移,距離解嚴二、三十年過去。去年2014發生太陽花學運。3月18日學生們和平佔領立法院,目的在喚醒國人關注黑箱服貿的危機,並抗議統治者指令立委違法二讀服貿闖關。本身不守法的統治者仍然以「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譴責學生不守法。僵持六天之後,學生進佔行政院,統治者見獵心喜,下令血腥鎮壓,並試圖炮製過去那套方法,指控學生暴力,模糊學生嚴正的訴求。

 「什麼是暴力?!」曾柏瑜悲切而肅穆的質問。作為太陽花學運的媒體發言人,她出現在主流媒體的政論節目上。

躺在地上手無寸鐵抗拒驅離的學生是暴力;用警棍盾牌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的鎮暴警察不是暴力?!打破幾塊門窗進入行政院靜坐的學生是暴力;但先驅趕媒體記者、後關起門來,對學生動用私刑的霹靂小組不是暴力?!

翌日行政院長高分貝譴責學生暴力,而對於鎮暴警察的血腥鎮壓,則公開宣稱:「不這樣做,愧對國人」。

注意這已經是解嚴二十七年後、經歷「民主先生」所誇耀的寧靜革命與兩次政黨輪替的2014年。

當千萬隻眼睛屏息靜氣澈夜不眠盯著血與哭喊的電視畫面,當曾柏瑜隔天帶著疲憊、痛苦與哀戚的神情要求重新定義暴力,一個講道理的時代正悄悄來臨。


四、
經過2009年以來,學生與一些NGO團體一連串衝撞保守勢力反民主的行動:從反媒體壟斷、野草莓、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到太陽花學運反黑箱服貿,年輕世代的抗議行動,配合他們透過網路講道理的聲音,突顯出統治者的顢頇,也喚醒了大眾。那些聲音指出台灣的民主正快速在沉淪,主張公開討論兩岸關係、財團暴利與社會正義,同時提出由下而上的人民監督與直接民主。這些論述經由一次次發生的事件,引起社會廣大的迴響。

到2014年3/23統治者濫用國家機器血腥鎮壓之後一個禮拜,五十萬人民身穿黑衣,手持太陽花靜黙的走上台北街頭,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世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公民運動。謊言失效了,這次多數人民眼睛已經擦得雪亮。主流媒體迫於商業利益的需要,不再像過去一味體察上意,而必須開放民主討論的平台。同時網路是重要的介面。多年來年輕世代在網路上討論問題、分析事理、尋求證據、發現事實。

無遠弗屆、相互辯證的結果,年輕世代學會講道理。更因為講道理而容許不了謊言,他們付諸行動,帶領社會講道理。

終於多數人民不再相信統治者的一言堂,不再相信謊言。講道理的時代來臨了。

   
曾柏瑜是少數因研究服貿而看到服貿後果嚴重的人。早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她便與伙伴們認真分析服貿,並深入討論民主與憲政的種種議題。學運二十三天,立法院現場不只成為民主抗爭的核心,它的四周更變成一所露天的民主學校。各方湧入的學生、教師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們在那裡熱絡的學習與討論、相互辯證。這些講道理的熱忱,散發開來,經由耳語、電視與網路,走進家家戶戶的客廳,滲入大街小巷的飯館與咖啡店。

服貿的利弊是什麼?服貿一旦實施,台灣經濟就會更好?以後會不會變成「老板是中國人,員工是台灣人?」服貿怎麼變成黑箱?為什麼擬訂過程不譲各行業的人知道?政府本身可以不守法?「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便是義務」不會太激進嗎?

暴力是什麽?國家暴力就不是暴力?一個國家的法律,公民可以不服從嗎?「公民不服從」是什麽意思?什麼是世代正義?經濟與民主,什麼該優先?什麼是自經區?可以只有代議民主而不要直接民主嗎?無數的公共議題在每一個角落被談論、被分析。

一個社會一旦開始講道理,日子就回不去了。這股巨大的講道理的力量,在去年年底九合一大選時匯成江河,展現了人民的理智與判斷,保守勢力潰敗。終於台灣的社會開始有了希望。這是年輕世代用他們的熱情、理智與血肉之軀作出的重要貢獻。


五、
318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對服貿與自經區一無所知,是318之後我才懂得這些即將改變台灣命運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次是講道理的年輕世代教育了我。

打過太陽花那場苦戰,曾柏瑜與她的同伴,又要一肩挑起另一場苦戰:代表綠黨參選新北市第11選區的立委。我不會勸柏瑜參選,因為我沒有道理叫年輕人再度犧牲自己安定平靜的生活,走上政治第一線。

但日前她來訪時,已下定決心參選。既已決意,我當然支持,因為尊重年輕人的志氣,更因為她們年輕世代的政治熱情,會帶來希望,讓台灣社會從講道理開始,把民主深化。

柏瑜在這選區競選的對手是羅明才,羅福助的兒子。這一選區是羅家的鐵票區,無疑的這將是一場艱苦的選戰。

「有沒有勝算?」我無法預判選情。但這是講道理的時代了,誰的志向與才智高,誰講的道理對,誰就有當選的機會,只要講道理的聲音能夠傳播出去。僅僅一年多前,誰料得到台灣的政治版圖會變成今日這樣生氣蓬勃?

只要是一對一,在野進步的力量不要分裂,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一些原來太相信舊勢力那套說辭的人,在這段時候,願意好好講道理,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更多年輕人出來投票,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愛護自然的人,也關心政治,她的機會是有的。

環境與生態維護,指向土地的永續經營,我們怎麼使用這塊土地,這塊土地就會變成什麼樣子。政治決定我們怎麼使用土地,所以環保與政治密不可分。如果柏瑜代表綠黨當選立委,意謂環保將會受到國家更多的重視。

多少年來,許多愛護自然、支持永續經營的人們,為了維護生態與環境,不分藍綠作了很多努力,但成就極其有限,因為主政者從來就側重開發。民進黨(DPP)是妥協黨,國民黨則是百分之百的開發黨。台灣從城鄉到山野,開發之快,令人喟嘆。讓綠黨在立法院有幾個席次,扮演關鍵少數影響政策,對生態環保無疑的,是有積極的作用。

六、
朋友們一聽到柏瑜要參選立委,第一時間的問題是:「會不會太年輕?」

一般人普遍會有這種反應,尤其台灣社會一向是否定年輕人的。雖然外表上大家都怕老,喜愛打扮得年輕,但本質上這是個愛說教的老大社會。年輕的特質:好奇、冒險、創新與理想不被真正重視。好多年來,「現在的年輕人只會⋯」這類輕蔑加喟嘆的語句,經常掛在中老年人的口中。「草莓族」一度是年輕人的印記。直到這一兩年,年輕人仗著熱情與勇氣,闖出一片天,這類眨抑的話才稍見收斂。

對於年輕人不宜參選立委,一個比較持平的理由是:「年紀大一些,社會經驗多,待人處世比較週延。」但老實說,年紀大有利也有弊。利是週延甚至圓融,弊是傾向保守、顧慮多、利害糾葛深。如果不回到個人本身的條件,很難一概而論。

  我認為真誠、理智、視野開闊,重視公益、又兼社會熱情,才是關鍵條件。

幾所重要大學人文社會的系所,近年培養出一批會思考又有淑世情懷的人才。曾柏瑜是其中之一。尤其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直指核心,柏瑜來自社會學的科班,她的知識訓練更厚實了她看問題的基礎。

她的真誠、理智、視野、熱情都不成問題,遠遠好過檯面上許多中老年的政治人物。雖然與她,只有一面之縁,但學運期間我密切注意過她的言論及表現,在323學生處境最困厄的時刻,她心繫同伴安危,態度真摯,令人感動。面對保守勢力的圍勦,更沈著冷靜,說理清楚又切中要點。我在附註中列出幾個節目的連結,讀者不妨自行判斷[5]
。。。。

事實上,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是比較真誠的。英文說:"Don't trust over twenty five." 意思是:二十五歲以上的人不能太相信。

但同樣是二十五歲以前,上一個世代與這一世代,人的心理品質還是不一樣。時常有人問我:「這個世代的台大學生,與之前的台大學生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眼神告訴我,他們想由我口中確認現在的學生太不用功,軟弱又缺乏毅力。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更深層的面向:真誠。

過去學生上台講專業的功課,講得好,台下學生通常沒有表情,有人心中還不服氣;講得差,台下偶而會有暗笑的聲音。但這一代學生不一樣,同學講得好,大家會高興的鼓掌,講得差,大家會相互支援,相互打氣。

這現象不難解釋。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人比較勤奮,但競爭相對激烈,人比人,明爭暗鬥是普遍現象。今天社會逐漸富裕,人變得比較寬容,而且會相互欣賞,相互合作。也因為這樣,人的品質提升,人際關係變得真誠。

回頭看看上一代的政治人物,有幾人能真誠的相互欣賞?像曾柏瑜這樣的年輕一代若參與政治,帶進來的是真誠,是講道理,台灣政治的格調也會提升。

就這個意義來說,年輕正好是加分。事實上不只在國內,近年世界各國年輕人問政有普遍化的趨勢。理由很簡單,由於網路普及,年輕人心智早熟,理想色彩鮮明,又少有利益糾葛。尤其今年五月,才20歲的英國女大學生Mhairi Black 擊敗工黨重量級人物,當選國會議員,最為人津津樂道。


七丶
 「說年輕人有理想,但有理想的人有必要急著要競逐權力,追求名利?太陽花世代參選,會不會污染學運的淸純與理想?」這是朋友們質疑的第二個問題。

  沒錯,下焉者藉政治追逐權力,中焉者獨善其身與政治保持距離,只有上焉者才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

今天我們仍習慣把參與政治,尤其參選公職當作追逐權力與名利。這種看法是舊時代的遺緒。在獨裁統治之下,重要公職如中央官員民代或縣市長,是由上面分派或輔選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獨裁者的意志、不能有所作為,好處則是分享社會地位與特權。戒嚴中期之後,雖開放極少數的增額中央民代,亦只聊備一格,無濟於政事。在那樣的時代,人民自然把爭取重要公職,當作是追逐權力與名利。

但在民主社會,公職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為人民謀福利,所以透過參選,政治可以是一種志業。台灣社會的民主才剛起步,優秀人才參政的效果還未顯現,多數人對於參選難免負面。但民主要深化,一定要靠一大批有理想有視野又有思考力的人才進入政界,以政治為志業,民主政治才會逐步健全。
   
太陽花學運之後,年輕人體認到要改革政治,就要投身政治。看著曾柏瑜與她的同伴決心走上這條艱苦的漫漫長路,我們只有感謝她們,黙黙祝福她們,何忍以競逐權勢名之?

八、
新近崛起的第三勢力:時代力量、基進側翼、社會民主黨,加上原有的綠黨,試圖結盟,介入政治參選立委,給台灣人民帶來一股清新的希望。大家對第三勢力會賦予期待的原因是:這些人有理想。

但1970、1980年代許多人的理想凋落,今日第三勢力的人難道不會重蹈覆轍?」 這是朋友們擔心的第三個問題。

沒有人能替未來保證什麼。我們只能比較兩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從這裡去尋找信心。

早年的黨外人士與DPP黨員年輕時也都有崇高的理想。要注意:他們那時理想的高度,並不遜於今日第三勢力。

在獨裁的年代,理想背後還要有巨大的勇氣。刑求與牢獄之災,甚至家破人亡,是隨時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肯定當年的黨外與DPP對台灣民主的貢獻,是他們的理想、堅持與犧牲,突破戒嚴,造就了今日台灣的民主。只是那樣爭來的民主迄今沒有深化,他們之中有些人早年的理想失落,甚或變質,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為什麼?

我從來不喜歡拿道德量尺去品評人,不喜歡動輒開口閉口藉「人性」兩字去數說人。因為談到道德就沒什麼好再談下去了;談到道德,大家就只搖頭感嘆,感嘆世風日下,同時暗示自己品格高尚。

其實人性不盡然只有醜陋。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聖與魔、善與惡、美與醜、正面與負面的兩種力量。這是古來東西方宗教的信念。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因此「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神性」這個概念衍義成基督教的人文傳統。佛教亦承認每個人都有佛性,所以禪宗講「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好的客觀環境激發出人性中的正面力量,為社會帶來希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意涵,便是創造出這樣的政治環境。

  相應的,理想凋落甚或變質,結構性的外在環境通常是主因。個人反而不是無意識,隨波逐流,就是無奈。在歷史的某些時刻,特定位置的個人,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他可為而不為,並非人性醜陋的道德問題,而是認知上的局限。沒有足夠廣闊的視野,沒有足夠深刻的了解,他的言行格局就會停留在一定層次。

跳開道德批評,而就事論事,探討結構性的政治環境、辯證的看待歷史的細微,才能看到問題關鍵。

回顧二、三十年來民主運動的起落,直視其內因,多少是第三勢力未來之路的借鏡。


九丶
2015年的台灣社會已開始講道理,不同立場的聲音都可以攤開來相互對話,相互辯證。這提供了一個好的政治環境,使得深化民主的理想,有條件可以日益茁壯。固然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同利益的糾葛、不同價值的交錯、不同認知的溝通,隨時都會使民主變調,使理想腐蝕。但講道理的政治環境至少是一個好的起點。這是今日第三勢力堅持理想的有利條件。

早期的DPP,即使到解嚴之後,每天都還在抗爭在救火,未有講道理的民主平台,雖自稱「民主進步黨」,但民主只是抽象,進步徒托空言。到了2000年僥倖取得政權,仍不幸是少數執政。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DPP取得政權,可是總統得票與立委席次皆未過半,絶對多數仍掌握在保守勢力的手中。這樣的少數執政無法貫徹民主改革,只好沿用舊勢力的陋習,透過底下利益交換才能推動一點政策。原來進步的政策,不是妥協就是胎死腹中。

可是為什麼造成少數執政?其背景是解嚴之後,DPP未曾深耕民主訴求,就急於執政。

1990年初,DPP的黨領導人公開宣稱:成立政黨的目的在於取得政權。可是DPP的民主理想是什麼?要改革什麼?要把台灣帶往何處?黨內沒有深入討論達成共識,人民也一無所知。當時很多人質問:「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黨領導人說:「只有品質問題,沒有本質問題」。加上媒體仍然控制在舊勢力的手中,沒有公開講道理、討論民主改革的平台,民主的面目是模糊的[6]。對多數人民來說,民丶國兩黨只在爭奪權力,唯一的差異是統獨立場似乎不同。國民黨明白主張「統」,DPP好像傾向「獨」,但什麼是「獨」?怎麼「獨」?在1990年代,多數人民的國家認同還未經深思,慣性的偏向大中國意識,DPP無法公開表明「獨」的政治立場。

由於民主改革的訴求不清不楚,解嚴十多年,DPP並未取得多數人民支持。只因國民黨內部分裂,鷸蚌相爭,2000年DPP僥倖取得政權,但落得少數執政而寸步難行是必然的結果。這是DPP執政時期客觀環境的限制。


十丶
當人民再度將希望放在第三勢力與DPP的整合,更必須把時間拉長,檢視這幾十年來DPP從在野到執政所走過的路,也循此進一步探究理想凋落的背景。

事實上,從1986年突破黨禁建黨以來,DPP有三件事該做而沒做:

(1) 草根經營:1990年代開始,DPP為了早日執政,把選舉當成首要之務,因此無力深入基層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得到草根支持;也未曾把具體明確的民主理想帶到基層,透過對話,提升基層的民主水平。有很長一段時間,DPP所謂「基層經營」只是仿效國民黨的老套,經營樁腳,目的在吸取選票;而非由下而上,健全民主基層細胞。一個政黨的民主訴求,重要的泉源來自草根。沒有好好經營草根,民主改革與人民需求脱節,人民對民主的認識也停滯不前,政黨的志業窄化成吸取選票,理想內容淘空,日久自然變質。

(2) 人才培育:幾十年來DPP追求民主與改革政治的訴求,吸引無數有理想的年輕人入黨,但DPP沒有一套人才培育的辦法與管道,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年輕人加入DPP之後,能否發揮抱負與潛能全憑運氣。投靠誰,誰就成了他未來的靠山。有一天靠山倒了,他先前的努力也付諸流水,因此山頭與派系林立。年輕人的民主理想被糟蹋成護主的忠誠。另外,因參政之後,除非現任公職或黨職,生活頓失著落,無法像一般人有固定薪水或生意可以養家活口,於是天人交戰,理想與麵包的矛盾易使理想變調。

(3)民主論戰:推動民主理想最關鍵的是:透過學習、思辨與對話,對內弄清楚所追求的民主,其內容是什麼;對外進行文化論戰,尋求人民支持,最後再轉成選票,變成政策。但DPP即使到2000年執政,也沒有費心去經營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平台,在這些平台講道理、談事實,讓多數人從半個世紀的洗腦教育中醒來,同時經由對話與論戰,深化民主的內容,凝聚黨內外對民主與進步訴求的共識,當然也沒有意識到文化詮釋權的重要。相反的,保守勢力仍然控制主流媒體。民主與進步的理想,在輿論中節節敗退。舊勢力顛倒是非的保守言論,即使進入2010年仍居絶對優勢。

其他因如規範黨員政治獻金的來源,界定其流向屬公或私,也一直沒有處理,惹人物議。及至執政,遂向財團靠攏,迭有立場向右倾斜之譏。加上前述三件事該做而沒做,DPP的民主訴求虛泛無根,立場隨風搖擺,尤其遇到開發與環保之爭,經常一面倒向開發。

這些不利的政治現實,使民進黨一些擁有理想的個人,不易堅持理想,思維言行也與國民黨也漸趨一致,只是尺度深淺不一。改革者慢慢被「被改革者」同化,恰好應驗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別,不是本質問題,而是品質問題。」

當然,理想發霉也與個人的主觀條件有關。一個勤於思考、不斷反思的人,會更知道不忘初衷。介入政治一旦有了舞台與權力,人很容易自我膨脹。這是很多年來台灣政壇一個令人悲哀的現象。「看到自己」是唯一的藥方,也是每一個人永遠的課題,只是不限於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持平而論,DPP黨內還是有許多令人敬重的人士,迄今仍堅持理想,努力不懈。我們探討的只是這二、三十年來民主進程內在的問題。
   

十一丶
今日第三勢力所擁有的條件,相對有利於理想的堅持。各政黨所標誌的民主訴求較為明確;輿論平台可以講道理的氣候也逐漸成形;而且各政黨成員所儲備的思考力與反思力,較為厚實。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DPP士氣跌入谷底,中生代的新領導人,勇敢面對困境,試圖帶領DPP浴火重生。另一方面,國民黨重新執政,保守勢力仍驕橫如故,亂象叢生。年輕世代如夢初醒,藉由網路辯證與串連,一次次引發抗議行動,終於捲起龐大的人民力量。DPP經過七年的淬練,也重拾信心,由於新領導人的論述能力、人格特質及領導風格,與過去迥異,為黨注入新的活力。各方對2016第三次政黨輪替,期待日殷。

去年爆發318太陽花學運以來,經1129九合一大選到今天,台灣的民主運動已邁入新的紀元。第三勢力深化民主訴求,各政黨分別針對台灣主體、直接民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民主、世代正義,以及維護自然環境等重要的進步訴求,明白表述,使民主運動的面目變得清晰,又多元生動。DPP則匯集幾十年民主運動所累積的血涙、汗水、見解與資源,想把訴求整合,把力量凝聚,並試圖以民主作為亮點,讓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過去台灣的政黨政治失靈,原因之一是兩大黨都是右派政黨、一為右派甚至是極右政黨,另一則為中間偏右,導致左右失衡。現今第三勢力提出中間偏左的種種訴求,多少會牽動DPP的偏右立場左移,並產生平衡的作用。

這樣的結合,不只充實DPP原先空泛的民主內容,更可以彰顯它進步的面目,使民主進步黨名符其實。

面對2016中央選舉,第三勢力與DPP必須超越本位主義,以大局為重。合則成,分則敗。2000年DPP少數執政、國民黨鷸蚌相爭的殷鑑不遠。這次若兩股在野力量整合,立委席次過半,進步的民主法案可望落實,第三次政黨輪替,便是大有可為的多數執政。這時台灣的民主才會真正步上軌道,公民社會的理想亦可逐日成形。


十二、
2015年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出現曙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柏瑜與她的年輕伙伴願意投身政治,我們感激之餘,更要珍惜她們的熱情。尤其柏瑜不只關懷民主,更關懷環境運動,代表綠黨參選。環境是目前亟需特別正視的議題。

就台灣民主運動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冷漠無力的一代,而對待自然環境而言,我們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揮霍的一代。世代正義不只是經濟條件的不對等,更是自然環境的世代剝削。人必須與自然共生。我們這一代人過度開發,享用資源,大肆污染,留給下一代殘破的自然環境。迄今毫無悔意,甚至沾沾自喜,談到發展經濟就眉飛色舞。

地球暖化、極端氣候逐年劇烈,大自然反撲的腳步直直進逼,人類這物種會不會大滅絶?很多人心中嘀咕:「如果大滅絕是世界末日,一瞬間天崩地裂,所有人一起死亡,那沒什麼大不了,想開一點就是。」可是大滅絕並不是那樣的世界末日,而是天災地變此起彼落,資源逐步耗竭。大批大批的難民四處流徙。為爭奪生存條件,戰火處處,弱肉強食,文明倒退,回到遠比野蠻時代更殘酷的日子,終至人吃人。慘絕人寰的過程將延續三、五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越過不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步入大滅絕的不歸路?沒有人知道答案。唯一能挽救人類及自身文明的是理性。當我們已衣食無缺,就要回歸簡樸的生活,與自然和平相處。可是我們依然心存僥倖,愚昧無知的沈迷於經濟成長−再成長。

這是全球性的大問題,台灣只蕞爾一島,何能之有?或許有人這樣想。況且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每一個國家立場不同,各有盤算,整合之事,談何容易?但地球只有一個,在自然大反撲之前,人類的命運是一體的。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不能仰賴大國去解決,不能推卸責任。試想:每天我們用心在撫育自家疼愛的小孩,為了什麼?不就希望他們有個平安美好的未來?可是我們又矇著眼睛,只顧揮霍與逃避,留給他們的未來一個悲慘無助的世界。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相對於民主運動逐日成熟,環境運動仍被主流社會視為邊陲。當前最被寄以重望的兩位民主領袖,對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看來並無警覺。一位首都市長對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似乎未經深思。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則重經濟輕環保,一如當年的「民主先生」。她的經濟專業,多少模糊了她對環境的敏感度,也阻斷她去細想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反映出:台灣社會就人與自然的關係,還停留在幼稚階段。

少子化的議題就明白透露這一切。少子化對短期經濟不利,但對環境明顯有利。只有人口大量減少,環境負荷才能減輕,這是延緩大自然反撲斧底抽薪的關鍵,也是難得的契機。可是基於經濟掛帥,不論在民主或反民主的陣營,鼓勵生育卻無異議的成為因應少子化問題的共識。

人類的理性有無可能挽救人類免於大滅絕的悲慘災難?我是悲觀的。但即使無望,悲觀主義者,仍然要匍匐前進,奮鬥到最後一刻。這是人作為人的條件[7]

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經濟與環境的矛盾,快速跳脫出幾十年來經濟至上的慣性思維。綠黨成立近二十年,長年為環境議題努力不懈,在太陽花學運中藉由反核議題與民主運動接軌,吸引年輕世代關注與投入。柏瑜及她的年輕伙伴,代表綠黨參選立委,是一個新的起點。

此時此刻,為了環境,我們至少能做也該做這件事:協助綠黨進入立法院,立法保護自然、節制這一代人的貪婪、防止過度開發。這樣急切的聲音在今天立法院仍然十分微弱,113席立委之中,綠黨仍然掛零,經濟開發還是絕對主流。



十三、
柏瑜一行離開我家農舍時,天已放晴,山谷雲霧亦開,青翠怡人。山景雖美,但極端氣候的陰影徘徊不散。這些年來,環境危機其實是我最擔心的事[8]
送走一行人,途中根政私下同我說,柏瑜組織能力極強,思考力與行動力皆令人讚嘆。例如她年輕的團隊,白天行動、夜晚開會討論、分配工作,半夜該完成的就完成,做事明快,效率神速。
幾天前,台大一些學生來看我。我問:「柏瑜在新店這選區參選,你們會來幫忙嗎?」他們說會。沒錯,年輕世代已經成熟,她們有遠見,有能力,知道做什麼,又樂於合作。該是老一代交棒的時候了。

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祝福柏瑜與她們的政治志業。










[1]感謝此文書寫期間,李盈嬌給予很多協助。
[2] 1949/5/20 台灣省全境實施戒嚴,1987/7/15 解嚴。戒嚴期長達48年。
[3] 此文依綠黨召集人李根政囑託,將推薦文放在台灣民主運動的脈絡中書寫,讓我有機會把許多思緒整合。
[4] 這是台灣解嚴後,最大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後,據中研院許木柱與徐正光兩位教授所召集的觀察小組報告:現場參與的民眾近一萬人。歷時十七小時,衝突不斷。面對憲警鎮壓,第一線的學生勾著手臂坐在地上,吶喊和平!和平!但鎮暴部隊衝入群眾,揮棒痛打,並踩過學生身上,尤其入夜之後,憲警失控,血光遍地,哀號四起。翌日當局大肆逮捕,並藉一手壟斷之媒體,導演出一齣<石頭記>,指控:農民預謀暴力,在北上卡車裡預藏石頭於大白菜中。經清華十一位教授,至所稱搬運石頭之二崙公墓,依指控情節,現場做模擬實驗,發現指控情節不實。
[5] (1) 1. 2014/03/19 新台灣加油(約 1:1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PsoPT16JE  (2) 2014/03/23 新聞追追追(約 7:3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fTIEkamD0  (3) 2014/03/24 新聞面對面(約 36:21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O9mqIIuw  (4) 2014/04/03 新聞面對面(約 3:20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un4cEW3s
[6] 作者於1992年六至九月,在自立晚報烽火集,刊登一系列<台灣反對運動反省系列> 的文章,分析當時急於執政的可能後果。後以<金粉紅妝的形象> 結集於<童年與解放(左岸)>一書附錄。
[7]在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無忌,血流成河的年代,渡邊一夫與其他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用這樣悲嘆的字句,寫下他們關注人類命運,反抗無知暴行的決心。
[8] 2008年,我有一篇筆談的專訪:<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全文上萬字。前半部談教育,登在中國時報。後半部談環境危機,提出動態理性的構想。http://www.tmitrail.org.tw/whunag/?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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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黃武雄老師在line分享的一則故事....
黃老師:容我貼文如次。值得大家花兩分鐘讀讀:


有這樣一個故事,1935年的冬天,是美國經濟大蕭條的一段日子。這天,在紐約市一個窮人居住區內的法庭上,正在開庭審理著一個案子。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她衣衫破舊,滿面愁容。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她因偷盜麵包房裡的麵包被麵包房的老闆告上了法庭。
法官審問道:「被告,妳確實偷了麵包房的麵包嗎?」
老太太低著頭,囁嚅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確實偷了。」
法官又問:「妳偷麵包的動機是什麼,是因為饑餓嗎?」
「是的。」老太太抬起頭,兩眼看著法官,說道:「我是饑餓,但我更需要麵包來餵養我那三個失去父母的孫子,他們已經幾天沒吃東西了。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餓死。他們還是一些小孩子呀。」
聽了老太太的話,旁聽席上響起嘰嘰喳喳的低聲議論。
法官敲了一下木槌,嚴肅地說道:「肅靜。下面宣佈判決!」說著,法官把臉轉向老太太,「被告,我必須秉公辦事,執行法律。妳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處以10美元的罰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
老太太一臉痛苦和悔過的表情,她面對法官,為難地說:「法官大人,我犯了法,願意接受處罰。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會去偷麵包。我願意拘役10天,可我那三個小孫子誰來照顧呢?」
這時候,從旁聽席上站起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他向老太太鞠了一躬,說道:「請妳接受10美元的判決。」說著,他轉身面向旁聽席上的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進去,說:「各位,我是現任紐約市市長拉瓜地亞,現在,請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餵養孫子的城市。」
法庭上,所有的人都驚訝了,都瞪大了眼睛望著市長拉瓜地亞。法庭上頓時靜得地上掉根針都聽得到。片刻,所有的旁聽者都默默起立,每個人都認真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長的帽子裡,連法官也不例外。
按理說,一個老婦人偷竊麵包被罰款,與外人何干?拉瓜地亞說得明白——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他告訴我們,人和人之間並非孤立無關的,人來到這世間,作為社會的動物,是訂有契約的:物質利益的來往,有法律的契約;行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約。



上週一(十三日)應黃武雄教授之邀,陪同作家雷驤老師、華梵大學蔡傳暉教授,上花園新城後山黃教授寓所雅敘。
雷驤老師住北投,我住淡水,蔡教授在深坑山上華梵大學授課。三人相約上午十點四十在新店捷運站,由蔡教授開車接雷老師與我上花園新城後山。
我為慎重起見,約會前一天發電郵給雷老師,說明會於上午十點三十前在新店捷運站出口前等候比我年長的雷老師。十三日上午十點二十五分我走出新店捷運站,心想,經三趟轉車,從淡海新市鎮抵新店捷運站,總算沒遲到,還有五分鐘可以從容等候雷老師。
沒想到過了出口收費處,才走不到五步,就聽到雷老師感情豐沛的聲音:唐校長,早。原來雷老師早在十點二十分左右就到了。雷老師約會早到,另我肅然起敬,代表比我長一輪的世代,是更"律己以嚴,待人以寬"的一代。
我曾經在文山社大選修雷驤老師的"電影筆記"課,學拍紀錄片。記得,雷老師上課,就像他拍一百六十幾部紀錄片一樣,一絲不苟,總把兩節課精準地分七或八個小節,每個小節都準備了飽滿的授課內容,一如他畫畫與寫作一樣。
當天四人在黃武雄教授面山的寓所相聚,距黃老師與雷老師上次在雷老師奇岩山上雅聚已逾四年。
雷老師上山訪友,總不忘帶瓶威士忌,但黃老師不能喝酒,只能以茶待客,但心情特好,當場朗誦自己翻譯的三首泰格爾的英詩,大意是提醒朋友們不要把心思放在來世,不要只想出離,要關愛人間,與身邊的孩子與老人,乃至一草一木,同其呼吸。
雷老師說了年輕時許多軼事,黃老師說了台灣早期的一些歷史,大家談興很高,我因家裡三隻狗,每天下午六時前一定得帶出去溜溜,老師們也很理解,雅敘就在下午近五點結束。



Dear friends:

http://www.tmitrail.org.tw/whunag/?p=67
這是我個人的網站,朋友們幫我收集最近幾年的通俗性文章,
一些尚未找到的還會陸續放入。
我因病困頓多月,必須絕對安靜,不能像從前那樣與大家來往無礙。這些文章與我的書,大概是我能與社會僅存的連結,也是我目前能做的對社會的一點貢獻。
其中的觀點若能引起更多的關注與討論,就是我所樂見的,儘管我自身無法回應。
(此信由朋友代為打字,網站也是由千里步道朋友代為架設的。)

祝福。

黃武雄


Yushi Huang




2010.9  彰化中學沒給黃武雄老師一個獎 實在......
有一篇未發表的深論文 討論K. ARROW的社會選擇之假設有誤
他現在似乎還可以做數學 真不簡單
最近的一篇論文 "教改的左與右" 似乎很容易取得


民國99台灣久久-罹癌不輟 黃武雄用生命堅持教改

  • 2010-09-03
  • 中國時報
  • 【◎本月導論執筆:高有智◎本篇採訪: 高有智、林志成、鐘武達、黃文傑、實習記者張傳佳】
 期待…▲黃武雄是教育改革運動重要推手,儘管罹癌十餘年,依舊堅持鬆綁僵化的教育體制。(本報資料照片/黃國書攝)
 期待…▲黃武雄是教育改革運動重要推手,儘管罹癌十餘年,依舊堅持鬆綁僵化的教育體制。(本報資料照片/黃國書攝)

 他是一個數學系教授,一九九四年,他結合一群夥伴發起「四一○教改大遊 行」,鼓動了台灣教改風起雲湧的年代,同年十月發現罹患肝癌,原本打算寫完最後一篇數學論文,卻一路執著掛心公共事務和社會運動,倡 議社區大學理念,之後 也投入千里步道運動。他是黃武雄,十餘年來,用生命不斷投入社會運動,也是教改運動重要推手。
 教育改 革推動十餘年,許多畸形亂象依舊存在,「教改一些成就應加以肯定,但仍有漫長路要走。」六十七歲的黃武雄回顧教改歷程,他感嘆地說, 政府立法禁止體罰、教 師自主性提高、學生自由度增加等,這都算是成就,不過,「如果不解決升學壓力,就來談課程改革、大學分類、國教向下延伸,可能只會惡 化教育問題。」
 「我年輕時,對獨裁統治有一種本能的反感,卻沒有反抗與犧牲的勇氣,只能在心裡憤慨或在私下批評時政。」黃武雄生在 二二八悲劇與白色恐怖 的年代,在美國柏克萊大學唸書時,正值反戰運動的高潮,他數度參加學生示威,也吃過警方的催淚彈。有次名歌手瓊.貝茲(John Baez)到學校演唱,當時夜很冷,學生都裹著被子聽歌,全場聽眾跟著附和唱歌,他還記得當時的旋律歌聲。
 一九七二年他回到台灣,在台大與中研院工作,不久後就參與數學教育改革運動。他曾接任數學實驗教材的編寫工作,並赴 彰化高中實地試教,同時巡迴五、六十個中學,每月又出版《數學教室》雜誌,公開討論數學教學,在各地捲起了數學教育改革的風潮。
 黃武雄始終對公共事務抱持關心,從邊緣支持民主活動,到 最後也走上街頭參與社會改造,八○年代還曾被特務機關「盯上」,更有「職業學生」在課堂旁聽,但他並未走上從政之路。他說:「在思想 上,我是激進的人,但對從政,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不斷思索與關心教育弊病問題,思考如何突破僵化教育。一九九四年,黃武雄等人號召兩百多個民間團體,發起四一○教 改大遊行,近三萬民眾聚集於台北中 正紀念堂呼喊教育改革。「我從不追求『善』,我要的是『自由』。」黃武雄長期主張,釋放學生心智是教改第一要務,學生的心 智要先從密集的考試壓力下釋放出來,從威權的管理控制下解脫出來,「教育改革就是讓人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感嘆媒體對 教改欠缺公共論述。
 四一○遊行後,黃武雄發現自己罹患肝癌,並已移轉肺部,醫生估計他只有三到六個月可活。此後,他鮮少出現在公開場合,每 天靠著爬山、運動養生,度過生命重大危機;不過,依舊掛心教育和社會改造運動,去年還出現在推動十二年國教的遊行隊伍中。
 「走在遊行隊伍中,內心充滿無奈悲慼,這麼多年了,教改前途仍渺茫,甚且愈走愈窄。」雖不知道還要走多久,但唯一確 定的是,只要台灣學生的心智還未獲得釋放,黃武雄這位教改老兵就會堅定地走下去。(採訪/林志成、高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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