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30日 星期一

何凡;台灣第1位女攝影記者伊夢蘭



台灣第1位女攝影記者伊夢蘭辭世

發稿時間:2014/06/29 23:25 最新更新:2014/06/29 23:25
(中央社記者羅廣仁台北29日電)台灣第一位女攝影記者伊夢蘭28日傍晚5時30分辭世,享壽86歲。伊夢蘭1958年任文字兼攝影記者,先後任職僑光社、新聞局、時事通訊社、泛亞社,投身新聞工作36年。

國民政府遷台後,在台灣第一代的攝影記者,出現唯一女性,那就是伊夢蘭。她是台灣女性最早的文字兼攝影記者,在當年男性為主的攝影記者圈裡,常常是新聞採訪場面裡唯一的女攝影記者,八二三金門砲戰也留下她的採訪身影。

伊夢蘭19歲時與妹妹從南京到上海唸書,1949年隨國民政府部隊搭船到台灣。舉目無親,為了生活看報紙找工作,她到雄獅部隊文工團當團員,又到萬歲劇團當演員,因不習慣演員生活,又到電台擔任主持人。從來沒有拿過照相機的伊夢蘭,到攝影新聞報當文字兼攝影記者。

逃難學生為了生活,伊夢蘭因緣際會成為台灣早期唯一的女性攝影記者。

在新聞審查年代,攝影記者拍攝元首與政府官員需要被審查,伊夢蘭當時拍攝到第一夫人蔣宋美齡的漏網鏡頭,因為無法通過當時審查,意外成為早期的名人漏網照。

伊夢蘭後來到僑光社擔任攝影記者一段時期後,被延攬至新聞局負責台灣相關紀錄片的執行製作,最後到泛亞社任駐台特派員,直到1999年退休。

個性樂觀開朗的伊夢蘭在新聞界36年,擁有最好人緣,提攜後進不遺餘力,人稱「伊大姊」。自泛亞社退休,伊夢蘭享受天倫之樂,不時與故舊聚首,近年因心臟疾病,曾住院治療,28日傍晚在家中準備外出與家人用餐時,伊夢蘭突然心臟病發過世,兒女子孫皆陪伴在側。

伊夢蘭生前安排好其身後事,並留有遺書清楚交待兒女要一切從簡,不發訃文、不公祭,不想麻煩朋友。伊夢蘭兒女遵母遺願,僅在7月5日於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家祭。103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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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凡先生的「玻璃墊上」專欄之全集,曾有出版品問市。




煙霞山林: 夏祖麗:父親的書房--寫於何凡先生百歲冥誕2009年12月6日 ... 海音、何凡一九四九年一踏上台灣,就認真辛苦地要在這塊土地上做些事, ... 展覽會場的父親書桌上,放著他使用多年的眼鏡,玻璃墊下壓著母親收存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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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見楚天千里清秋


【聯合報╱文/夏烈 】


2010.12.22 02:22 am





何凡(右)、林海音年輕時合影。

夏烈/圖片提供


何 凡(夏承楹)生於1910年12月22日,這個月一百歲,《聯合副刊》的「玻璃墊上」專欄已是二十六年前的往事。然而至今還有人告訴我,他們看「玻璃墊 上」看了三十多年,由高中看到五十天命之年。何凡是上一代的人?還是這一代的人?他代表了什麼?又不代表什麼?我是他唯一的兒子,他走後這八年,只入我夢 一次,因為我們是不同的人。一個在清華大學受教於我的女學生說:「夏教授不是『溫良恭儉讓』型的學者。」我不是,卻認為何凡對我們家人是如此,父子本來就 沒有必然的相同。與何凡共過事的人多認為以「溫良恭儉讓」形容他根本不合適。他是個為理想堅持到底,不退讓的人。他一生辛苦工作,不盲從,更不隨便附和別 人。他們說何凡只是表面上「溫良儉」,但不恭也不讓,甚至固執──擇善固執。 因為他說過「我既非黨員,又非教徒」,因為我與






暮年的何凡及林海音。

夏烈/圖片提供


他曾被情治單位傳訊,他的專欄常批評政府及執政黨,所以社會上視他為黨外異議分子。其實這是誤解,基本上,他和先慈林海音對政治沒興趣,沒野心。

那個時代生活艱苦,卻是不患貧患不均的年代。何凡是個有強烈社會主義色彩的論家,他為勞苦大眾、中下級軍公教人員、小行腳商人、消費者大眾執言,但並不盲 目反對資本主義或持反商情結。我的祖父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先任財政部次長、代財政總長,後作國務院祕書長。北伐成功,這批人全體下台,但並沒有人被殺。於是 祖父入北京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因為他本來就是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出身,清末由江南北上進京作官。試想他曾是代財政總長,與商界、企業界關係一定不淺, 何凡的社會主義色彩是否與之相悖?由何而來?我想那是何凡的個性使然;也可能因在家中多接觸政治及官員,醞釀促成這種相異心態。

民國42年先慈開始主編《聯合副刊》,「玻璃墊上」由是登場,到民國73年收場,近三十二年的時間,他共寫了五千五百篇,每篇八百至一千字,共五百多萬字 的「玻璃墊上」專欄。這五百多萬字是台灣社會的縮影,猶如巴爾札克描繪巴黎社會風俗的九十部小說。這中間和台北市的關係最深,因為他一生中只住過兩個城市 ──北京與台北。他原籍全中國最富庶的江蘇南部,卻在北京經歷了滿清政府、北洋政府、軍閥割據、北伐統一、日軍占領及國土光復等階段。在台北,他度過了一 生中最平靜的五十五年。城中歲月長,他把台北看作家鄉,人在台北,心也在台北,與白先勇筆下過客心態的《台北人》顯然不同。然而,台北不是一座靜止的城 市,台北是活躍的、是成長的,甚至是跳動的。他的專欄勾畫了三十年台灣社會的發展史,其中對台北市政著墨最深,批評最多。子敏說:「文獻會要修台北史,有 一資料不可或缺,那就是何凡的全部文集。」同時期的其他專欄作家我記得有《中央日報》的言曦(邱楠),《中國時報》的方以直(王鼎鈞),《中華日報》的鳳 兮(馮放民)。亮軒則是下一代的──這些都是男士。

「玻璃墊上」實事求是,沒有高調,沒有冠冕堂皇的形容詞。「平易近人」及「引人入勝」是最好的描述。那麼多人,早上一打開《聯合報》,首先就是看「玻璃墊 上」。辦公室裡許多人談論何凡今天說了什麼,又寫了哪些大快人心的議論。他不寫花邊新聞、不寫八股大方向、不寫與宗教有關的宇宙觀,只重現實問題。他關心 的是台灣社會的福利及進化。福利包括市政、法治、官吏、整潔、都市、商品、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等等,包羅萬象,是小方向。進化包括理性的態度、宗教與 迷信、科技的發展、經濟的運作等等,是大方向。在他看來,這些比政治還重要,因為政治和政客變來變去,沒有定則,討論他們根本浪費時間。我知他理想中的國 家不見得是個軍事強國,而是一個像瑞士般和諧安詳的社會,國民有好的生活和福利。有些人會認為這種想法沒有大作為,但卻是切合台灣實際的狀況。有這種意 識,和他溫和及務實的個性相合。

認識他的人都認為他是溫文儒雅的君子,內向、低調、淡泊寡慾、清茶淡飯即可安然度日、不愛搬家、不換工作。寫「玻璃墊上」那些年,不接受電視訪問,原因是 他議論面或是攻擊面廣,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每天收到數封到十數封讀者投書,他是內向的人,顧及電視訪問會破壞隱私。他也很少公開演講,不去大學兼課。他的 快樂來自獨處閱讀、聽音樂、看電視、寫作,以及思索。在學校裡,他從小就是好學生,念當時全北京最好的「師大附小」(「北京第一實驗小學」),保送師大附 中初中、保送高中,保送大學,讀英國文學系。所以社會性的專欄之外,他也翻譯不少文學作品。我初次讀翻譯小說,就是他翻譯史坦貝克的《小紅馬》,似是在 《聯合副刊》連載。

因為「玻璃墊上」以及林海音主編《聯副》十年,許多人以為何凡在《聯合報》工作,其實他只是《聯合報》不上班的主筆。正職是在《國語日報》,民國38年由 編輯做起,總編輯、採訪主任、總主筆、副社長,最後的職務是社長及發行人,民國80年退休,在《國語日報》度過了四十二年漫長的歲月。這中間當然有權力鬥 爭,他是贏家,但從未去踩輸家。他給報社員工的印象是可靠、清廉、有決斷力及守信用,是報社的支柱。他曾將一位為人和善,但生活逐漸散漫的總編輯調差閒 職。此君表明他是黨及情治單位的雙重負責人,並向黨中央提告「非黨員壓迫黨員」,警備總部也打電話到家裡問報份多少,暗示關心。家慈勸他不要再搞下去了, 平日溫和的謙謙君子此時卻說:「沒關係,他們不敢怎麼樣。」因為他認為執政黨不會過度護短,後來證明他判斷正確,此事無聲落幕。

另外一件事與他對政治的判斷有關:家慈因「船長事件」從《聯合副刊》主編去職後,他到台南出差,順便告訴我外面傳說家慈已被捕不確實,因為「你母親是台灣 人,所以不會被捕」。還有一次馬總統在台北市長任內來拜訪他,我正好在旁邊。他平靜的對馬英九說:「這次你不要出來選總統,下次出來選你會當選。」馬點頭 同意。果然,2004沒出來搶選,2008年他當選。當時我對這些話一知半解,卻也從未問過他。我總覺得他對執政黨有成見,這可能是他的判斷,他的自由思 想(所以對任何一個政黨都有成見),也可能是因為他的北洋政府家庭背景。我也認為,他和馬英九都是正直、成熟、固執的人。這種人沒有太大吸引力,但是適合 作帶頭領導,人們心裡有數。

除了專欄及小說翻譯,他的散文雋永、幽默、流暢、頗有學問置中,很像他的好友梁實秋的散文。他曾說過西方大散文家西塞羅認為「支配人生的是命運,不是智 慧」,也就是命運決定一切,智慧、學問、能力等無能與焉;但他卻認為人能設計及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被命運支配。在他的文章裡,這種論調經常出現,類似 存在主義的觀點,但他並不是堅持某種哲學理念的人。實際上,古希臘即有人無法與命運抗爭之說。所以就此一點,他不見得正確,只是說明了他的人生積極態度, 以及反映了他對國人及社會的期待。

他是文學院出身,一生從事與文學或新聞有關的工作達五十八年之久。然而在他內心深處,我知,他認為科技要超越一切,是國家、社會及人類文明進化最重要的動 力,超越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所以我建中畢業時,不顧自己的興趣,投考工學院;以後又娶了一個從事石化工程的妻子,他頗為贊許,認為方向正確。我在美國 從事工程工作多年,又回國在文學院教書,他問我,為什麼不回工學院任教?我未回答。在我的記憶中,他最欣賞的政府官員一概是理工出身的財經企畫首長,包括 尹仲容(電機)、陶聲洋(土木)、嚴家淦(化學)、李國鼎(物理)、孫運璿(電機)、趙耀東(化工),還有雖無工程學位,卻曾任蘇聯工廠副廠長的蔣經國。 這些人為台灣的進步發展打下深厚的基礎。

最後那些年,我在課餘周末常載他和家慈吃館子,然後駕車兜風。家慈個性外向,但中風,行動不便,已不太說話,只作些簡單的回答。然而我知她是喜歡外出的 人。有一天陽明山兜風後回家,我問她:「媽,您今天高興嗎?」她苦笑了一聲,說:「也沒什麼高興不高興。」而家嚴則本來就是那樣沉默內向的人,有時吃完館 子他要我先送他回家,他可獨處在他安靜的小天地裡讀書、看電視、聽音樂、思索。我並不太了解他對一般生活或生命上的態度,心裡想的是什麼?或他的表情意謂 著什麼。我忙著新職,教書、處理資產、與人爭鬥、寫作,美國、台灣兩地奔波,已有些疲於奔命,顧不得去忖度一個老人的心情,甚至有時麻木或失去耐心。後來 家慈走了,隨後一年他也走了,我有了喘口氣的機會。回頭想想過去種種,含混的揣摩出他欲言又止的話語,又似乎沒揣摩出來。他走後只來看過我一次,模糊不明 的下半夜或上半夜,我倆靜對,他仍然無言。

我帶他最後看的一場電影是《搶救雷恩大兵》,那時他接近九十歲。他喜歡這種戰爭片或西部片,近三小時的電影終結後,他淡淡的說了一句:「戲院裡的冷氣冷了 些。」做子女的常在父母過身後有「那時我為什麼沒有那樣做」的遺憾。那常是一些瑣事,父母當時可能並不在乎,甚至不察覺,但子女卻引為終身遺憾──譬如我 為什麼沒想到帶一條小毛毯鋪在他腿上。家慈走後有一天我去看他,走到巷口望見他遲緩獨行的背影。我心中有感受,但未上前並行,因為很多時候他要自己獨處 ──然而,她已走,他寂寞嗎?

寫這些回憶,已是秋末,窗外乾爽的空氣,陽光照耀著躍動的城市。

於是我想到,他走了,但他還留在這座城市中,與他相伴的是台灣大島,以及島上他喜愛的溫純、敦厚、有禮的人們。我想他不會在乎我的粗心、不解人意及無耐心。他注重的是台灣的社會,台北的天空,以及天空下的人們──他是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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