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Has Limited Tools to Use to Quell Hong Kong Protests
Analysts say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will need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keeps Hong Kong stable without sparking copycat calls for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014年 09月 30日 08:19
香港抗議活動令習近平面臨艱難抉擇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週一，示威者在香港政府總部外舉行抗議活動。
香
港的親民主集會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妥協和鎮壓之間面臨嚴峻的抉擇，而抉擇的后果有可能影響到國家的一些政策挑戰和他本人的政治地位。整個周末期間，大部分為學生的示威者在與警察對抗，周一再度如此。此前，示威活動已經導致香港一些地方的正常商業活動停止。習近平留在北京，并沒有對抗議活動發表公開講話。不過，較低級別的政府發言人稱抗議活動是非法的，并警告外國人不要介入內部事務。
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香港因要求改革選舉方案而舉行的示威活動把一個敏感問題擺上了台面。政府總是擔心，中國某個地方發生抗議活動，如果聽之任之，可能會鼓勵其他地方的人群起效仿。香港主權在17年前由英國移交中國，擁有有限的自治權和自由，它本應成為一個展台，表明北京有能力通過有限干預管理一個全球金融中心。
現在，習近平正面臨艱難的抉擇，要麼對香港選舉制度改革建議進行調整，從而被外界視為軟弱，要麼用武力驅逐示威者，從而勾起人們對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的記憶。
香港的非暴力反抗運動正在擾動台灣的公眾輿論。北京一直希望統一台灣。上週，習近平在會見一個台灣代表團時提到，香港的高度自治可以作為統一台灣的模式。但隨著台灣電視重複播出抗議學生被投擲催淚瓦斯以及香港金融區被白煙籠罩的鏡頭，很多台灣人表現出與香港示威者團結一致的決心。
台灣淡江大學(Tamkang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黃介正(Alex Huang)表示，如果北京想在台灣人心中樹立一種良好形象，週末在香港發生的一切是及其無益的。
北京似乎高度戒備，確保西藏和新疆等中國其他地區不會仿效。來自香港的消息在中國大陸媒體和社交媒體上受到了嚴格的審查；據多個跟蹤互聯網的組織稱，照片共享應用Instagram在週一出現了運行中斷。
澳門大學(University of Macau)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陳定定說，看到香港的事態發展，中國最高層領導人擔心出現“傳染效應”，令中國其他地區心懷不滿的人們受到鼓舞，向政府施壓，要求更多的權利，或是這種“傳染效應”會讓人們認為，國家主權正在受到“外國敵對勢力”的破壞，對中共的統治構成了挑戰。
陳定定說，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香港對北京挑戰得越厲害，北京就越難以妥協，或者，這會引發其他團群起而效仿，而不會去想這是因為香港在中國有著獨特的地位。
一位已經退休的官員今年早些時候說，如果香港的警力已經無法控制事態，還有駐港部隊，可以動用駐港部隊鎮暴。經過鎮暴訓練的一支中國武警分遣隊已經在臨近香港的廣東省動員起來。
Vincent Yu/Associated Press
圖片：香港民主示威活動現場
陳定定說，他們最不希望發生的是流血沖突。
香港的問題恰逢周三國慶節前夕。今年中國將迎來建國65周年，中國領導人通常借國慶的機會強調國家的團結統一。隨著周一抗議活動的升溫，政府取消了原定在香港水岸進行的一年一度的煙花表演。
即便是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前，中國領導人也擔心香港可能在外國的支持下充當向中國其他地區滲透和進行顛覆活動的基地。中國外交部周一談到了這一點，警告有關國家謹言慎行，不以任何方式介入香港內部事務，不以任何方式支持“占中”等非法活動，不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在那之前的幾個小時，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曾表示，它強烈支持香港由來已久的傳統以及基本法對國際公認的基本自由的保護，比如和平集會的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英國政府強調了香港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包括示威的權利。
有關煽動叛亂罪的話題是中國大陸領導人與香港之間的一個痛點。2003年，香港曾爆發過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香港時任特首的聲望也一落千丈，而背後的肇因就是北京方面堅持讓香港制定一項反顛覆罪的法律。
在當前的示威活動中，抗議者要求現任香港特首梁振英(Leung Chun-ying)辭職，此外他們還要求中國領導人撤銷之前的選舉方案，允許香港進行自由選舉。北京之前確定的香港選舉方案規定，只有總體上效忠於北京的選舉委員會才有權提名香港特首人選。
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執政生涯中，他曾在不同時期涉及過香港的政策。在2012年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前的數年時間里，他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還曾兼任過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
習近平最近一次訪問香港是在2008年擔任國家副主席時，他當時發表的一些言論引起香港律師界的不滿，因為一些律師認為習近平的一些言論破壞了他們獨立於政府決策之外的獨立性。習近平當時呼籲香港政府內部要團結一致、精誠合作，並且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機構要相互諒解和支持。
許多分析師稱，最近幾天中，中國領導人在公開聲明中沒有對現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支持，還表達了在考慮香港政策方面采取新辦法的意愿，顯示出在香港問題可能達成妥協的跡象。
例如，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上周末呼吁，“希望港澳專家加強對港澳新情況新問題的研究，務實探討、凝聚共識，把“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研究提高到新水準”。
李源潮是在會見全國港澳研究會(Chines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Macao Studies)港澳會員國慶訪京團時作出上述表示的。在關于此次會見的報道中，新華社還刊發了李源潮與該研究會副會長、社會學教授劉兆佳在一起照片。劉兆佳曾對梁振英提出過公開批評。記者未能采訪到全國港澳研究會和劉兆佳就此置評。
現場畫面：香港警方向抗議者擲催淚瓦斯
週日，香港警方與親民主示威者發生激烈衝突，警方多次施放催淚瓦斯、噴射胡椒噴霧，以期驅散示威人群。 《華爾街日報》記者Diana Jou帶來香港政府總部大樓外的衝突畫面。
週日，香港警方與親民主示威者發生激烈衝突，警方多次施放催淚瓦斯、噴射胡椒噴霧，以期驅散示威人群。 《華爾街日報》記者Diana Jou帶來香港政府總部大樓外的衝突畫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周一被問及梁振英時并沒有表示對他的支持，而是表示：“中央政府充分相信并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
過去，香港的抗議者曾迫使中國領導人作出讓步。
2003年香港回歸六周年時，數十萬人游行，抗議政府的“反顛覆法”提案，有關部門最終將這項立法束之高閣。18個月之后，香港不受民眾歡迎的第一任特首、航運大亨董建華因健康原因請辭（不過，他在香港和內地的關系中依然扮演著活躍的角色，并曾于上周率香港的一個工商及專業界知名人士代表團面見習近平）。
律師兼夏威夷大學瑪諾亞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教授彼得森(Carole J. Petersen)說，這的確顯示出，北京能夠轉變在某些事情上的看法。彼得森曾在香港從事法律事務。
彼得森表示，阻止反顛覆法的行動維持了當時的現狀，但這次的不同之處在于，抗議者希望改變選舉法，也就是繼續往前走，這就改變了現狀；這將更加困難。
James T. Areddy
新的執政體系：習近平權力膨脹引發疑問
中國共產黨過去30年來一直奉行"集體領導制"，而現任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看來卻在告別這一方針，表現為權力的集中以及推行個人崇拜。
（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位一年半。其間，他不僅鞏固了自己的權力，還重組國家和中共機構，讓自己獲得了比鄧小平以後任何前任更多的權力。除了擔任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三軍總司令外，他還任5個重要的特別委員會或小組的主席或組長，包括新成立的國安委、凌駕各部委之上的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主管經濟和金融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及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領導小組。
柏林墨卡託中國問題研究所（MERICS)負責人海爾曼（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ｅｉｌｍａｎｎ） 認為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我們看到，中國國家機構的權力正在從國務委員會和政府向專門為新的中共總書記設立的，完全以其為中心的共產黨中央機構轉移。"
柏林墨卡託中國問題研究所（MERICS)負責人海爾曼（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ｅｉｌｍａｎｎ）
權力的膨脹與不斷增長的個人崇拜形影相隨。香港大學７月底的一份研究至少得出這樣的結論。以錢剛為首的香港大學傳媒研究者對中共迄今８位總書記上任一年半里出現在黨的喉舌《人民日報》首頁的頻率作了比較。結論是，習近平的名字出現的頻率比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高出一倍，共計１３１１次，與毛澤東１４１１次的最高紀錄相差無幾。
生活在香港的中國觀察家林和立（Willy Lam)認為，這是給鄧小平1980年代引入的"集體領導制"打上問號的一項根本性轉變。
集體領導一去不返？
林和立年底將出版一本有關習近平的新書，他向德國之聲表示："以前，中共總書記只是群龍之首，其他政治局常委也同樣有權勢，至少在各自主管的領域。現在，習近平成為新的強人，可以和毛相提並論。"柏林的中國問題專家海爾曼對此的看法較為矜持，但也認為此情此景不禁讓人聯想起過去："現在的情況是，一位非常強大的領導人物將許多決定權獨攬一身，同時在公眾面前以該政治制度的北斗星的形像出現。"
看一看中國的書店，更會加深這一印象。 習近平的著作以及有關習近平的著作有幾十種，許多書是中共8000萬黨員的必讀之物。
獨裁者留下的教訓
毛澤東畫像高掛天安門城牆上
其實，中國已經飽經獨裁者的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頭30年是"偉大領袖"和"舵手"毛澤東的時代：開國元勳、黨總書記、國家主席、戰略家、思想統帥。圍繞毛的這種史無前例的個人崇拜直到今天，也就是他逝世40年後仍然隨處可見：中國首都中心的紀念堂裡供奉著他的水晶棺材，其肖像掛在前皇宮的城牆上，印在人民幣上。而毛用他的所謂"大躍進"以及文革等運動將數以百萬計的人推向死亡，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無可挽回地摧毀了無數文物。
分權制的成功秘方行將結束？
毛逝世後，改革設計師鄧小平用黨和國家的機構和程序以及分權制代替了以個人為中心的製度。海爾曼認為，這種分權制是中國過去30年改革和開放政策取得成功的原因。他說："中央進行協調，制定大方針。但主意和新政策建議通常來自下面，也就是各省、經濟特區、各縣市分頭倡議。這種政治制度在過去３０年裡被證明非常靈活機動，但新的集權的苗頭從根本上對此打上問號。"
不再有禁區
習近平通過對周永康進行正式調查來 顯示其擁有足夠的權力對一名前政治局常委動真格。如今設７名常委，之前設９名常委的政治局常委會是中共的核心，也是中國的權力核心。在周永康之前，政治局常委是當局的禁區。周永康至２０１２年主管整個國內安全部門，並以此成為各常委中權力最大的之一。
研究習近平的林和立認為，習近平只有在得到前黨總書記支持的情況下才可能拿周永康開刀。林和立預測，習和黨內元老已達成協議，在周永康之後不再對其他原政治局常委動手，不再繼續針對那些建立了良好關係網，曾身居高位的革命老前輩的子女，即所謂的"太子黨"。
反腐運動主要通過由王岐山領導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進行。同為太子黨的王岐山被視為習近平的緊密盟友，也是政治局常委之一。這給這場運動首先是剷除異己之工具的疑慮提供了口實，即便這場運動迄今深得人民支持。
作者：Matthias von Hein 編譯：樂然
責編：凝煉
2014年 07月 24日 11:49
中國反腐的真正目的
JOSEPH STERNBERG
2012年以來公布的對黨政官員的很多貪腐指控都有一條線相連，這條線就是對國有資源分配不當。薄熙來受到的指控之一是貪污。侵吞國有資產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一眾前高管受到的指控的核心，其中包括該公司前董事長蔣潔敏。蔣潔敏去年就任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主任后不久，即卷入了一場反腐調查。
“侵吞國有資產”的一些變相說法出現在有關各級官員所受指控的大部分報道中。無論還有其他什么原因使這些官員成為目標——比如與習近平的政治對手有關系——侵吞國有資產通常是免去其職務的理由。
這并非偶然事件。黨政官員（及其朋友和親屬）從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中獲利頗豐。市場化催生了一個有足夠資金實力能夠賄賂官員的私營部門，同時也給予了官員新的酌情決定權（這種權力使官員成為值得行賄的目標）——其中包括指導國有資產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過程的能力。
中國腐敗問題專家韋德曼(Andrew Wedeman)對相關歷史進行了研究。中國現代腐敗問題始于上世紀80年代價格雙軌制時期，當時政府定價和市場價格常常相互并行，而一些政府官員及其親信試圖在兩個價格之間進行套利。膽大的官員會以較低的政府定價向那些高額行賄的企業主出售原材料。而如今，一些與官員交好的地產開發商暗中進行國有地產交易的現象尤為普遍。
還有一些腐敗事件會出現在那些國家和市場界限模糊的領域。英國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去年承認向政府官員和醫生行賄以提振銷售。其核心目的是為了從中國公私混合的醫療體系所造成的扭曲現象中獲利。受雇于國家的醫生收入微薄，他們只要能得到足夠好處，就愿意利用自身與患者接觸的有利條件，在病人的處方上做手腳。
要打擊貪腐，顯而易見的辦法是降低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習近平在展開反腐行動的同時也談到了這一點。北京近期展開了一個試點項目，將一些大型國企部分地私有化。
此舉是中國國有領域改革的一部分，這項改革主要是為了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率。然而它們也將是北京為打擊腐敗、恢復公眾對中共統治的信心而采取的重要舉措。國有領域越小，貪腐的機會就越少。
然而國有領域改革也會帶來重大的政治問題，尤其是對于腐敗名聲已經損害了其廣泛合法性的權力主義政府。剝離國有資產的任何新舉措都必然催生被指在先前的改革中導致腐敗行為的那些途徑、動機和機會。現在習近平正打擊這樣的腐敗行為。這是現代中國的一個諷刺現象，即改革從長遠看將會減少經濟中的腐敗，然而在近期卻會讓經濟更容易受到腐敗侵蝕。
這樣的事實給國有改革涉及的政治挑戰帶來了新難題。大多數觀察人士認為，改革的最大障礙在于，大型國有產業和源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官僚機構在中央政府有著足以形成阻滯的巨大政治權力。這些產業和機構無疑在動用其權力，而這對習近平來說是個問題。在中國政治體制內，領導人要依賴相對較小的一個精英群體才能獲得政治權力。
然而確定無疑的是，習近平或他圈子中的某人已經想到，無論特殊利益群體可能對習近平個人造成怎樣的政治威脅，民眾對于腐敗的普遍憤怒對整個政權穩定性的威脅更為嚴重。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民眾或多或少地默許了經濟中的腐敗寡頭壟斷，這是其國有資產私有化導致精英階層暴富的結果。但習近平并不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網民會同樣寬宏大量，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幾乎可以肯定無法減少地方腐敗。要實現這種程度的進展，就需要發展言論自由、民主問責制和司法獨立——換句話說就是共產黨一黨統治的終結。但如果“勝利”的定義是在即將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中震懾危及政治穩定的公然腐敗，或許可以肯定習近平有成功的機會。
（本文作者Joseph Sternberg為《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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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普遍認為北京不斷擴大的反腐戰從很大程度上關乎政治斗爭。國家主席習近平查處的人主要是潛在競爭對手，比如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前公安部部長周永康。這種觀點不無道理。但如果中共政權要想在習近平發起的又一場劇變中幸免于難的話，就需要進行一場令人信服的反腐戰。不要低估了這樣一場反腐戰的必要性。
Reuters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侵吞國有資產”的一些變相說法出現在有關各級官員所受指控的大部分報道中。無論還有其他什么原因使這些官員成為目標——比如與習近平的政治對手有關系——侵吞國有資產通常是免去其職務的理由。
這并非偶然事件。黨政官員（及其朋友和親屬）從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中獲利頗豐。市場化催生了一個有足夠資金實力能夠賄賂官員的私營部門，同時也給予了官員新的酌情決定權（這種權力使官員成為值得行賄的目標）——其中包括指導國有資產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過程的能力。
中國腐敗問題專家韋德曼(Andrew Wedeman)對相關歷史進行了研究。中國現代腐敗問題始于上世紀80年代價格雙軌制時期，當時政府定價和市場價格常常相互并行，而一些政府官員及其親信試圖在兩個價格之間進行套利。膽大的官員會以較低的政府定價向那些高額行賄的企業主出售原材料。而如今，一些與官員交好的地產開發商暗中進行國有地產交易的現象尤為普遍。
還有一些腐敗事件會出現在那些國家和市場界限模糊的領域。英國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去年承認向政府官員和醫生行賄以提振銷售。其核心目的是為了從中國公私混合的醫療體系所造成的扭曲現象中獲利。受雇于國家的醫生收入微薄，他們只要能得到足夠好處，就愿意利用自身與患者接觸的有利條件，在病人的處方上做手腳。
要打擊貪腐，顯而易見的辦法是降低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習近平在展開反腐行動的同時也談到了這一點。北京近期展開了一個試點項目，將一些大型國企部分地私有化。
此舉是中國國有領域改革的一部分，這項改革主要是為了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率。然而它們也將是北京為打擊腐敗、恢復公眾對中共統治的信心而采取的重要舉措。國有領域越小，貪腐的機會就越少。
然而國有領域改革也會帶來重大的政治問題，尤其是對于腐敗名聲已經損害了其廣泛合法性的權力主義政府。剝離國有資產的任何新舉措都必然催生被指在先前的改革中導致腐敗行為的那些途徑、動機和機會。現在習近平正打擊這樣的腐敗行為。這是現代中國的一個諷刺現象，即改革從長遠看將會減少經濟中的腐敗，然而在近期卻會讓經濟更容易受到腐敗侵蝕。
這樣的事實給國有改革涉及的政治挑戰帶來了新難題。大多數觀察人士認為，改革的最大障礙在于，大型國有產業和源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官僚機構在中央政府有著足以形成阻滯的巨大政治權力。這些產業和機構無疑在動用其權力，而這對習近平來說是個問題。在中國政治體制內，領導人要依賴相對較小的一個精英群體才能獲得政治權力。
然而確定無疑的是，習近平或他圈子中的某人已經想到，無論特殊利益群體可能對習近平個人造成怎樣的政治威脅，民眾對于腐敗的普遍憤怒對整個政權穩定性的威脅更為嚴重。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民眾或多或少地默許了經濟中的腐敗寡頭壟斷，這是其國有資產私有化導致精英階層暴富的結果。但習近平并不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網民會同樣寬宏大量，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幾乎可以肯定無法減少地方腐敗。要實現這種程度的進展，就需要發展言論自由、民主問責制和司法獨立——換句話說就是共產黨一黨統治的終結。但如果“勝利”的定義是在即將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中震懾危及政治穩定的公然腐敗，或許可以肯定習近平有成功的機會。
（本文作者Joseph Sternberg為《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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