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0日 星期二

陳方安生 Anson Chan:香港如何尋求政治妥協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梁麗幗


3小時 · 


佔領行動已經遍地開花,廣大市民以身犯險,用公民抗命方式,要求特首梁振英辭職,把人大政改框架推倒重來,展現香港社會史無前例的道德力量與抗爭精神。然而,特區政府官員及一眾建制派政客,只靠警察武力對付示威者,對市民合理訴求依然無動於衷,猶如一群政治「活死人」,自絕於市民,盡失民心,無法再有效管治香港。

我們相信,任何真心愛護香港的人,面對如此僵局,都不應就手旁觀,尤其是身居要職的精英人士,更是責無旁貸。我們在此呼籲,全港問責局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官委公職人員(大學校長、諮詢委員會成員等等),不論上下,由自身出發,加入不合作運動,用辭職方式,以示抗議,要求特首辭職,把政改馬上推倒重來,解決僵局。


同時,我們全港市民,動員一切力量,以打電話、發電郵、寫公開信、示威抗議等等方式,向所有官員及公職人員游說,施以公眾壓力,要求他們以辭職方式,迫使特首下台,讓政改能重回正軌。

建議名單(其他諮詢機構委員名單待加)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林煥光、鄭耀棠、史美倫、胡紅玉、李國章、廖長城、周松崗、張學明、羅范椒芬、張志剛、陳智思、李慧琼、葉劉淑儀、林健鋒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鄧國威 先生,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蘇錦樑 先生, GBS, 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梁敬國 先生, 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陳百里 博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
譚志源 先生, GBS,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劉江華 先生,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陳岳鵬 先生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
黃錦星 先生, JP 環境局局長
陸恭蕙 女士, JP 環境局副局長
區詠芷 女士 環境局局長政治助理
陳茂波先生, MH, JP (放假: 29.9.2014 上午) 發展局局長
馬紹祥 先生, JP 發展局副局長
馮英倫 先生 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
吳克儉 先生, SBS,JP 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 先生, JP 教育局副局長
施俊輝 先生 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
陳家強教授 , GBS,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劉怡翔 先生,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趙必立 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政治助理
高永文 醫生, BBS, JP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 教授 , JP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
陳凱欣 女士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政治助理
曾德成 先生, GBS,JP 民政事務局局長
許曉暉 女士, SBS, JP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徐英偉 先生 民政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
張建宗 先生, G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蕭偉強 先生, JP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
黎穎瑜 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政治助理
黎棟國 先生, SBS, IDSM, JP 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 先生, PDSM, PMSM, JP 保安局副局長
劉富生 先生 保安局局長政治助理
張炳良教授 , GBS, 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邱誠武 先生, JP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胡韻珊 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政治助理
陳方安生:香港如何尋求政治妥協
過去一周時間裡,香港學生走上街頭,支持民主的抗議者則計劃在未來一周,在這座重要的亞洲金融中心的核心地帶舉行靜坐示威。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Anson Chan)支持香港實現更大民主,她一直敢於發聲也善於發聲,現在正嘗試與親北京的陣營就如何選舉這座城市的領導人,即行政長官,尋求一些妥協的空間。陳方安生曾在最後一屆港英殖民政府中領導行政部門,並且在1997年香港移交給中國後的最初幾年裡,繼續擔任這一職務。她表示,希望改變香港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式。這些人中大多數忠於北京的中央政府,其中許多人是由旅遊、會計等一系列行業協會挑選的。
如果香港實行普選制,上述1200人將會轉變成提名委員會,篩選下一任行政長官的候選人資格。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個月公布了苛刻的指導原則,規定了提名委員會的運作方式。這些指示在香港激起了示威抗議,被稱為「佔領中環」(Occupy Central)的靜坐示威在下周舉行的計劃也應運而生。民主倡導人士擔心,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式,會導致只有親北京的候選人才能參加競選,剝奪了香港選民真正的選擇權。
儘管陳方安生對北京的意見感到失望,但是她認為這個體制還是有一些改善的空間,即使是在嚴苛的指導意見框架內。目前,來自功能界別,如保險業、信息科技、旅遊等產業的許多委員,不是由個人挑選出來,而是由組織挑選出的,因而可以想見會支持北京。在一次訪談中,陳方安生討論了允許這些行業的從業者通過投票產生選舉人的可能性,這樣的制度可能會產生一些較為同情民主派的委員。
:一些立法會議員,比如親北京政黨新民黨(New People』s Party)的議員葉劉淑儀(Regina Ip)提出,在全國人大的原則所限定的範圍內,對功能界別進行調整。他們表示,還有活動空間。
:這是我的團體現在關注的一個領域。我們正在探究每一種可能性,尋找活動的空間。但是你知道政府已經提出了什麼立場嗎?當然,他們會在親政府的報紙上放些試探性的消息。他們最近通過《東方日報》發出的提議里說,「是的,我們正在研究擴大四個界別的代表性。」
例如,不再向產業日漸消亡的漁農界給予60個席位,而是削減20個,比如減到40個。之後還會向婦女界賦予投票權。為什麼是婦女界呢?因為他們很清楚所有的婦女團體,所謂的宗親會、福利會,以及NGO等等,完全是由親北京的人士主導的。這種程度的滲透在過去幾年裡一直在穩步發生,所以他們才這樣高興地說,「很好,表面看來我的確實在擴大代表性。」
但是他們會以客觀的立場,吸納那些中立,而且準備客觀看待局面的人嗎?不會的,他們會吸納自己的親信,從而確保你想要的票數都能投出來。
:你認為活動的空間在哪裡?
:我做過的事情有,嘗試讓一些個別的功能界別向政府施壓,擴大自己選民的規模。基本上,如果這種訴求是他們自己提出的,就最好了。比如,我們看保險業的功能界別。沒有理由當前只讓團體投票,畢竟保險業所有人都需要註冊成經紀人的。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取消團體投票,讓每一個註冊的保險經紀人都能投票。這樣就能馬上提高代表性。類似地,我也在嘗試讓資訊科技、旅遊業等等界別參與進來。我給這些人當中的許多人寫過信,問他們為什麼不考慮一下怎樣擴大自己的選民面,為什麼不向政府提建議?我會很樂意過來和你們聊聊,或許可以和你們討論一下有哪些可能性。
:那麼,這些人當中,包括IT專業人士、旅行社職員,會比團體投票更同情民主嗎?
:至少這樣一來,他們就會更難控制每一張選票怎麼投,但現在通過團體投票就可以控制。因為你看這1200人,我可以跟你講,其中950人肯定在北京的口袋裡,完全會遵命行事。
:所以關鍵在於降低950這個數字?
:是的,把團體投票替換掉。我注意到人大的決定並沒有明確表示,會保留團體投票。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在探索。
:所以有迴旋的餘地?
:如果政府有意願的話。但是像往常一樣,對於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東西,他們也可以選擇用自己希望的任何一種老方法去解讀。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紐約時報》記者。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相片

港大學生會會長梁麗幗:

「我留下來等被警察帶走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很努力考上港大政法
我很努力希望令世界變得更好 ⋯⋯更多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Yvonne Leung Lai Kwok


港大學生會會長梁麗幗:

「我留下來等被警察帶走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很努力考上港大政法
我很努力希望令世界變得更好
但我知道如今不論我多努力
代議政制不會為我帶來民主
法律不會為我帶來公義
四個月前我不想上莊 很不想做會長
如今我慶幸自己當日學會承擔
未必有人留在身邊了 但公義卻留在我心中
三百人在立法會示威區和平靜坐 卻要被人帶走
這還是香港嗎?」



陳方安生 Anson Chan
陳方安生:北京想讓香港人知道誰是主子


在英殖民政府執政的最後幾年,以及1997年回歸後的頭四年,Anson Chan)一直是香港政府的第二號人物。任職期間,常有人稱她為香港的「鐵娘子」,是亞洲最具權勢的女性之一。
如今她最關心的是確保香港回歸中國時的約定能得以履行,按照現行的《基本法》規定,香港人到2017年將可以自行選擇該地區的行政長官。
  • 檢視大圖前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Victor Fraile/Reuters
    前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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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的現任領導人以及北京政府的干涉,現年74歲的陳方安生表達了越來越多的不滿,她認為北京的干涉越來越強橫了。幾個月前,她聽聞英國的滙豐銀行(HSBC)和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抽撤了在《蘋果日報》的廣告,而那是香港最受歡迎的報紙之一。該報稱,銀行是在北京的施壓下做出這個決定的,報紙的批判性報道激怒了北京政府。
在一次採訪中,陳方安生談到了她和銀行高層的信件往來,以及北京政府對香港的控制。在她看來,這種控制在收緊,而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北京本來承諾香港可以保持高度自治,直到2047年。以下是經過編輯的訪談節選:
:關於企業撤廣告的事,此前中國國有企業以及和中國有業務往來的本地公司不是一直在這麼做嗎?
:某種程度上講,我不能容忍這種行為,但是能理解本地華人企業,尤其是想在中國做生意的,會被迫去接受。但像滙豐、渣打這樣的國際銀行若如此行事,就是在步入歧途了。下次他們再來說我們不想讓你們和某些客戶做生意怎麼辦?你也屈服嗎?
一個在全世界多數地方都有強勢存在的國際銀行,如果要有了這樣的舉動,是在向香港人傳達什麼樣的訊息呢?這些人正在拚死抗爭,希望能如實依照「一國兩制」對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加以保護,維持我們當前所享有的法治以及所有的權利和自由。那些香港的普通百姓還有什麼希望呢?你們這樣做,其他和你們有業務往來的國家看到,又會怎麼想呢?
:銀行說這些決定都是出於商業上的考量,他們在信中給出的回答,你能接受嗎?
:它們沒有否認它們已經從《蘋果日報》撤出廣告,對不對?它們肯定沒有給出我想得到的保證。
像滙豐這樣的銀行,你一定要問它:『為什麼要從這座城市銷量最好的報紙之一撤下廣告?是什麼促使你們這麼做的?』
我認為這很能說明問題。首先,你沒有否認存在此事。我要求你給出一個明確的保證。你沒有給。這樣一來我還能得出什麼結論?
:為什麼中國政府要針對《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大概是僅存的一個還能保持相當獨立性的報紙,敢於表達自己對北京的不滿,敢於批評特區政府。現在有這個膽量的報紙已經不多了。在平面媒體甚至電視上,自我審查的情況越來越多。
在過去,他們至少是暗地裡悄悄做的。現在有一個狀況讓我們很擔心,他們可以公然干涉,甚至都不打算掩飾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們想要讓你明白誰是主子。他們認為我們是無可奈何的,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們不只是對香港這樣,其他很多問題也是這樣處理的。他們越來越強勢,因為所有人都表現出我們很需要跟你做生意、投資的樣子。很不幸,有錢能使鬼推磨。
如果你這時候選擇退縮,沉默不語,你就是在慫恿他們下次給出更過分的要求。要到什麼時候才會說受夠了呢?
如果銀行真是做過周全的考慮,那從銀行的角度,你當然需要的是一個不受約束的媒體。要做出有見地的商業決策,你需要最及時、精準的信息。一個媒體的言論可以輕易被壓制,是不符合滙豐的利益的,當然也不符合股東的利益。
中國的經濟更強了,它感到自己的經濟力量越來越大,他們認為可以通過這種經濟力量來達到目的,那麼他們就會這麼做。
:此事會怎樣發展,是否和「佔中」運動有關?這個運動威脅說,如果下一任行政長官選舉的新規則無法達到國際標準,就會在香港市中心商業區進行靜坐抗議。
:無關的,這件事已經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而佔中是他們最近新添的一個煩心事。[北京方面本周發佈的《白皮書》]清楚地表明,他們打算收緊對香港的控制,他們在重新定義什麼叫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要是可以的話,他們還會重寫《基本法》。
:但民調顯示北京政府正在失去香港民眾的支持,尤其是年輕人。他們不擔心嗎?
:目前看還沒有太多擔心。說到底他們就是覺得,我們指望他們的經濟施捨和其他幫助,我們還是會和往常一樣說,『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只能接受。』但如果他們真這麼想,那就是打錯算盤了,因為正如你所說,年輕一代遠沒有那麼能忍。他們對前景非常擔憂,一國兩制被一點點地削弱,我們的核心價值觀被侵蝕。這樣下去,連法治和司法獨立都會受到破壞,到了那一天,香港還有什麼?在大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香港還能發揮怎樣的作用,我們又該如何幫助我們的國家走向現代化?我們的這種角色,只有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才可以實現。
:你是否認為佔中運動加劇了緊張局勢?
:佔中無疑觸到了痛處。由於這邊有人在挑撥,北京方面開始認為這是在公然挑戰他們對香港的權威。自佔中的想法提出後,他們在竭盡所能地把它妖魔化,部署反對力量,並誇大所謂的經濟後果。
:你會去支持佔中嗎?
:佔中的策劃者已經說得很明白。這是最後的手段,只有當政府要迫使我們接受一套顯然並非真普選的方案——即是說,最終結果是預先決定的,人們才會發起行動。只有那樣,才會有佔中。
如果政府說他們對佔中十分關切,那麼是很容易避免的。你只需要做你該做的事,也就是實施真正的普選,那是北京政府向香港人民鄭重承諾過的,也是寫在我們的《基本法》里的。不多不少,就這一個要求。
看到香港回歸僅17年就出現如此多的狀況,我個人是極為失望的,在很多方面感到痛心。50年的期限,還剩下30多年。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我看用不着等到2047年,一國兩制早早就會消失。
我們一定要考慮那些別無選擇的人。他們不像有的香港人那麼富有,一旦情況不妙可以到別處去。對很多人來講,他們是沒得選擇的。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去做點什麼,至少要遏制住這種惡化的趨勢,要繼續盡我們的所能。
:你會參加佔中嗎?
:我衷心希望不要發展到需要佔中的地步。我的態度是:如果特區政府和北京要強迫香港人民接受一套明顯虛假的普選方案,令大陸方面可以對人選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就別怪香港人民全面動員起來。
傅才德( MICHAEL FORSYTHE)是《紐約時報》記者。 
翻譯:經雷

Q. and A.: Anson Chan on Beijing’s Pressure Tactics in Hong Kong

Anson Chan served as the No. 2 official in Hong Kong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in the first four years of the government following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a in 1997. During her time in office she was often referred to as Hong Kong’s “Iron Lady” and regarded as one of Asia’s most powerful women.
Now her focus is on ensuring that the terms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ese rule are honored, and tha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ll be able to freely choose the region’s chief executive by 2017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overning “Basic Law.”

Ms. Chan, 74, has been increasingly critical of the current Hong Kong leaders and what she sees as growing interference from Beijing. Several months ago, she heard that the British banks HSB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had pulled advertisements from one of Hong Kong’s most popular newspapers, Apple Daily. The paper alleged that the decision was a result of pressure from Beijing, which was angry at the newspaper’s critical coverage.
In an interview, Ms. Chan talked about letters she exchanged with top executives of the banks, and what she sees as increasing control from Beijing, which had guaranteed Hong Kong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until 2047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Edited excerpts follow:
Q. On the pulling of advertisements, hasn’t this been going on before with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local companies that do business with China?
A. In a way I don’t condone it, but I understand that local Chinese enterprises,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want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feel they have to acquiesce. But an international bank like HSBC and Standard Chartered, if you act this way, it is the first step down a very slippery slope. What happens the next time they call up and say we don’t like you doing business with certain clients? Are you also going to cave in?
If an international bank with a huge presence in most parts of the world behaves like this, what sort of message are you giving to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are desperately fighting for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otection of our core values, maintenan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all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that we currently enjoy? What chance is there for the average man on the street in Hong Kong? And what sort of message are you sending to other countries where you operate?
Q. The banks are saying that these are based on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ir answers to your letter?
A. They did not deny that they had withdrawn advertisements from Apple Daily, did they? And they certainly did not provide the assurances that I was seeking.
You have to ask a bank like HSBC, ‘Why do you withdraw advertisements from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newspapers in town? What would prompt you to do that?’
I think it’s very telling. You have not, first of all, denied that this has happened. I asked you to provide an absolute assurance. You did not. What conclusion am I to draw from this?
Q. Why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cusing on Apple Daily?
A. Apple Daily is about the only still fairly independent newspaper that dares to speak its mind in criticizing Beijing, in criticizing the S.A.R. government. There are not all that many newspapers now that dare to do this. You see increasing self-censorship on the part of the printed media, even television.
In the past at least they did it behind the scene and very quietly. Now,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orries us is that they so blatantly interfere and they don’t even bother to disguise the fact that they are interfering.
Q. Why is this?
A. That is because they are intent on showing who is the master. And they don’t think that there is very much we can do about it because you can see this not only in the way they deal with Hong Kong, but in the way that they deal with a lot of other issues. The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ssertive because everybody gives them the impression we badly want to trade with you and have investments with you. Unfortunately, money talks.
If you roll over and you pull your punches, you’re just going to encourage them to demand more the next time around. At what point are you going to say, enough and enough?
If the bank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 surely from the bank’s point of view, you need an unfettered press. You need up-to-the-minute accurate information to make informed business decisions. But if you have a press that can be easily gagged, it doesn’t serve HSBC’s interest, and it certainly doesn’t serve shareholders’ interests.
As China grows economically stronger and it feels increasing economic muscle, and they think they can get away with flexing this economic muscle, then that is what they will do.
Q. Where does this go, does i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which has threatened a sit-in protest in Hong Kong’s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should new rules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next chief executive fail to mee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 No, it has been going on for a while, and Occupy Central is just the latest thorn in their side. [The White Paper issued by Beijing this week] is the clearest sign yet that they intend to tighten their grip over Hong Kong, that they are redefining what is meant by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If they can, they will rewrite the Basic Law.
Q. But polls show the Beijing government is losing support of the populace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Aren’t they concerned?
A. They don’t seem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s yet. They think that, in the end, because we look to them for economic largesse and whatnot, that we will just as usual say, ‘Well, what can we do, we’ll just have to accept it.’ But if they do this, they have badly miscalculated, because, as you sa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not nearly so tolerant. They are very worried about what they see going on now, this chipping away at Two Systems, eroding our core values. Because if this continues, eve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will be compromised and, when that goes, what else remains for Hong Kong? How can we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mainland China and in helping our country modernize? We’re only able to perform this role because there is this concep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Q. Do you think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is exacerbating the tensions?
A. Occupy Central undoubtedly has touched a raw nerve. Some in Beijing, egged on by people here, see that as a direct challenge to their absolute authority over Hong Kong. Ever since the Occupy Central idea was mooted, they have done everything they possibly can to demonize Occupy Central, to roll out opposing forces, to exaggerate the so-called economic consequences.
Q. Are you going to be out there supporting Occupy Central?
A. The architects of Occupy Central have made it quite clear. It is a last resort, only to be invoked if the government forces us to accept a set of proposals that are clearly not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 in other words, the outcome is preordained. Only and only if that happens, will there be Occupy Central.
If the government says they are so concerned about Occupy Central, it is very easy to avoid it. You just do what you are supposed to be doing, which is delive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which is a solemn promise that Beijing has mad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which is in our Basic Law. No more, no less.
I am personally extremely disappointed and in many ways very pained to see what is happening to Hong Kong barely 17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There are still 30-odd years to go before the 50 years is up. But if we continue down this road, then I don’t think you have to wait until 2047, becaus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ill be long gone before 2047.
We have to think about people here who have no alternatives. They are not rich like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 who, if things go wrong, can just up and go elsewhere. For many people they don’t have this choice. I think it is incumbent upon every one of us who can do something to at least arrest the rate of deterioration, to continue to do our best.
Q. Will you participate in Occupy Central?
A. My sincere hope is that there will be no need for Occupy Central. I will say this: If,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 S.A.R. government and Beijing forc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accept a set of universal suffrage proposals that are patently false, where there is 100 percent certainty for mainland China as to who is going to be elected, then Beijing cannot blame the Hong Kong people if there is mass mobilization.

Anson Chan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一直沒機會讀她的作品
bbc 網頁的相關報導都是近還的


2008年07月07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2:58北京時間 10:58發表


陳方安生宣佈不參加新的立法會選舉

陳方安生
陳方安生宣布放棄新的立法會選舉

香港前政務司司長、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陳方安生周日(7月6日)宣佈,她將不參加今年九月份的新立法會選舉。
因呼籲與追求政治和公民自由而被譽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說,雖然她對香港民主的訴求仍像過去一樣強烈,但卻希望能夠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培養年輕一代的反對派參選,並通過在一個非政府委員會工作力促香港的政治改革。
在周日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陳方安生在宣佈自己退選立法會的決定時說,這樣做是為了給年輕人讓出位置。並說,以非立法會議員的身分可能會給香港的民主進程做出更大的貢獻。
現年68歲的陳方安生是香港最受民眾歡迎的政界人士之一。在港英期間,她曾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之後,陳方安生仍然安居港府二號人物。她2001年從港府的職位退休。
去年,贏得了立法委員的陳方安生重返政壇。在希望香港能夠於2012年直選立法會議員和特首的民主派陣營中,陳方安生獲得廣泛支持。
目前,香港的60個立法會議員中只有30個可由民眾直接選舉,而其特首則由一個親北京派掌控的委員會推出。
陳方安生的立法會議員職務將於9月份新選舉開始幾周後屆滿。


2007.12"......在香港方面,陳方安生上周日獲勝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後,這幾天這一風波還在持續發酵。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陳方安生,昨日即收到署名‘殺人王’的刀片恐嚇信,要陳太與民主派劃清界線,又警告陳太如不改過,“你(陳太)要自殺”。報導寫道:“有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指出,不少議員過去也收過這些恐嚇信,但陳太一上任就收到,相信與她近日成為傳媒焦點有關。有學者認為,補選期間已不斷發生暴力事件,現在又出現恐嚇信,不論今次是否惡作劇,警方必須認真處理,以免其他人有樣學樣。以往不少民主派議員也收過類似恐嚇信,可是像陳太般剛宣誓就收恐嚇信,極之少見。”

另外,據《亞洲週刊》透露,香港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由泛民主派推舉的陳方安生勝出,但北京認為,她自挾泛民主派擁戴和選票「民意」向北京挑戰、高調鼓吹二零一二普選。北京方面認為普選牌已打不響,目前並無與她接觸的需要;她如何兌現「與中央溝通」的承諾,仍是未知之數。


《亞洲週刊》寫道:“可靠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央目前沒有與陳方安生接觸的需要。首先,北京認為作為泛民主派手中的「皇牌」的陳方安生,並沒有取得壓倒性的選票。而北京研判這次選舉及剛在十一月十八日進行的區議會選舉後,香港民心已有了實質的轉變,那就是市民不願看到香港的政治人物與中央對抗。……陳方安生本人與北京目前主管香港事務的高層並沒有直接的聯繫,而她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暉的關係一向緊張,也是香港政圈公開的秘密。但她的確有一些能「直達」北京高層的香港朋友,以往也曾透過他們和北京偶爾有一些溝通。但這些朋友在陳方安生參加支持普選遊行後已提醒過她「要看後果」,也不贊成她此次參選;這些朋友今後是否仍願意為她與中央搭橋傳話,又或搭不搭得起這道橋?如今頓成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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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 (6):「讀書人在必要時要負上社會責任!」人生哲學;我為什麼寫陳寅恪?

【抗命時代】
【本報訊】「讀書人在必要時要負上社會責任!」著名歷史文化學家、中大前副校長余英時,昨透過視像傳播,為新亞書院65周年學術講座主講「新亞書院與中國人文研究」。他引述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之言,指讀書人要批判社會,讀書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對社會及整個人類負責,遇到不公平的事,理應站出來說話。他又提到香港佔中行動,認為用「愛與和平」抗爭,是展示人民素養的表現。
記者:伍雅謙
余英時的講座吸引逾250人聽講,現時旅居美國的他,對香港及台灣社會運動一直表現關心,曾公開支持台灣太陽花學運及反對服貿,也支持佔中行動。他昨在講座中指,香港正處於非常困難的時期,讀書人對不滿的政策應該提出批判,讓社會走上合理的方向,即使沒看到即時效果,明知失敗也要抗爭,不能放棄。如果有人選擇做順民,這屬於個人選擇,他不反對,但作為一個對社會有責任感的知識人,應該要想想,是否要作出一點犧牲。他也曾在過往訪問中提到,香港要抗爭,要有入獄坐牢的準備,盼望港人最終能成功爭取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批判社會應義不容辭

對於推動民主,他稱人民素養非常重要,「香港提出以愛與和平佔中,就是人民素養的表現」。因政治上失去文化素養,民主便成為多人專政的手段,人民變成了暴民,只要大家都有素養,才可做到人人有自由、人權及個人尊嚴。他一再重申,「讀書人應該批判社會」,正如孔子知道天下無道,便要人民議論社會,而早在孔子之前,中國的讀書人其實已批評政治,可說是中國的傳統,學生運動早就在中國出現。他笑稱,現時知識分子一詞已「被用壞」,只得改用「知識人」,而知識人對批判社會理應義不容辭。
近日余英時在台灣獲首屆「唐獎」漢學獎,他在講座再次批評,大陸近年推崇儒家有政治目的,並指中國爭取政權從來都是殺人流血,共產黨對一切反對人士都用高壓手法。 


【專訪余英時之六──人生哲學篇】余英時:我曾半年寫不出一個字 遇到瓶頸不要硬搞
  • 2014-09-19 Web only    文/何榮幸
大學者同樣會遇到瓶頸,余英時指出,有些難以突破的問題,最好放棄,不要硬搞下去。做學問則不能抱持一鳴驚人的想法,往往會出問題,「一鳴驚人是偶然得之」。
余英時並否認自己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強調自己是「以笨人自居」,願意花工夫,熟能生巧後,看書速度自然很快。
至於人生情懷,余英時自認「平靜舒適」,既沒有最開心的事,也沒有最難過的事。以下為余英時談論治學態度與人生哲學的訪談紀要:
問:您曾經長年徹夜讀書、寫作、跟學生聊天,早上還要教課,但您幾乎不運動,都是靠意志力在支撐?
答:我沒有正式運動過,不過我搬書、看書、再搬書也是一種運動,就跟陶侃運磚一樣,也不能說我完全沒有運動吧?(笑)陶侃運磚不是笑話的,是認真的。我到圖書館到處找書,自己家裡找書,不可能坐著不動嘛。
我本來覺得(運動)是次要的,6年前我病了以後,每天走個半小時,也開始運動了。我不認為保持健康是唯一的事情,你保持健康什麼都做不成,健康有什麼意義呢?主要的事情要做的,因為這樣時間總是有衝突,如果你過分在軀殼上起念,這就糟糕了,運動還有另外一面就是在軀殼上起念了
問:您曾笑稱,就算天天運動,也不過多活幾年?
答:你花去的時間,可能更多,不划算。但完全不活動也不行,尤其年紀大了。人的體質每個人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我大概遺傳比較好,那不是我的功勞,是父母或上幾代,傳到我這剛好,好的傳過來,不好的沒有傳。
問:您長年下圍棋,還拿過新英格蘭地區的冠軍?
答:我很喜歡圍棋。林海峰在我家下過一盤棋,他到紐約去,沈君山託我要照顧他,他就來了,跟我下一盤棋我贏他,不過我最近到他家下一盤棋,我輸給他,他報仇了。
我已經很久不下棋了,生疏了,現在不下。孔子論語上說「遊於藝」,像我的老師錢穆、楊聯陞都是下棋,兩個棋力差不多。楊聯陞跟吳清源同年,還寫過圍棋歷史的文章,吳清源翻譯成日文在《棋道》上發表,他們很有關係。
我在1971年回東方,經過日本東京的時候,中央社日本特派記者叫黃天才,他請客,我見到吳清源,吃過一餐飯,後來香港中文大學送吳清源榮譽博士,我特別寫一篇文章,在《明報》登的,寫吳清源的問題,後來文章在大陸很受重視。今年剛不久,吳清源過100歲生日,一個人打電話,題了字送扇子給我。我跟吳清源沒有很深的關係,這個至少他知道我不是崇拜他,而是佩服他。
問:您長期抽菸斗,這是很多學生對您的深刻印象,據聞是美國大學禁菸而被迫戒菸?
答:這是病的關係,我到台大(醫院)醫病,看醫生,我決定不抽,已經六年不抽。
我抽菸是1949年,一個老師上小班課,這個老師對學生很好,上課喚我們抽菸,這樣抽,是給我影響,抽菸很有味道。(後來)菸斗有一點不方便,要套要洗,我也抽香菸,兩個都抽,現在都放棄了6年。不過頭半年都不能寫東西,一個字寫不出,因為我抽菸習慣跟思想習慣連在一起,沒有菸想不起來,怎麼寫都不知道,很奇怪,總算克服了,到現在沒問題,後來還可以寫幾本大書。
問:那段寫不出字的日子,怎麼辦?
答:那就算了,忍耐等著,我知道這個是時間問題,遲早會克服不要急。
以前有很多非寫不可,但退休以後沒有什麼非寫不可,到最後還是可以寫,就是要經過好幾個月心理調整。其實看到像我們這樣,有人說戒菸最容易,我戒過無數次,戒三個四個禮拜(笑),這次病的關係,就不抽。有醫生沒辦法,醫生給你找麻煩,他給你檢查,(抽菸)特別要動手術,那要動手術非常不方便。
問:據聞您很少發脾氣,只有在中研院院士會議及一項研討會中,曾經跟另一位院士何炳棣發生衝突,當場反駁他的意見?
答:也沒有。大概是提到某一個人,何先生可能有不合理的反對,我認為反對不合理,大體是說話稍微凶一點,沒有吵架。他到底比我大十幾歲的人,我不會對他太不禮貌。
問:除此之外,您在公開場合沒有動怒過? 
答:我沒有什麼仇人,這是不會有的。
問:但您跟別人打筆仗時非常認真,往往引經據典,逐一反駁對方,讓您印象最深刻的筆仗是那一場?
答:我認為有理的事,就要幫忙說出來。好些(筆仗)在大陸好幾年,我寫的《方以智晩節考》,還有《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現在不打了,也沒有繼續搞。後來證據越來愈多,就沒什麼好爭,歷史最後講證據的,講證據沒拿出,跟人家辯論沒有用的。
沒什麼最精彩的筆戰,我不能說我打贏,我精彩的,沒有。東西都在,大家自己看,我不判斷這個事情。
問:很多人形容您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博聞強記,您的過目不忘是天生的嗎?
答:我記憶力很普通,跟大家一樣,大家言過其辭。我沒有任何特長。
我看書看很多,但比我看書很多的人也有,我所知道的中國人中間,看書最多,記憶最強是錢鍾書,沒有人能跟他比,記的東西之多,而且英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他都行,他筆很勤都記下來,你應該看錢鍾書的淵博。他死以後,他太太幫他整理出來筆記,台灣出了三大本,每個一千頁,剛剛出我還沒看,西文的,外國學者一看簡直驚嘆不只,真正講的淵博百科全書,我絕對不是,我不是這一型的,我不是非要記許多東西如何如何。
問:但您看書非常快,坐一趟飛機看幾百頁古書沒問題?
答:我看書很快沒有問題。有些人不願意花工夫,我是以笨人自居,我不能亂猜,每一個字一個字看,要解釋正確才行,古書往往有很多解釋的,可能這需要一些常識一些訓練,(看書很快)也不是可以馬上到手,時間久就可以,這叫熟能生巧,很多東西要多看。
問:讀者會很好奇,您長年研究與創作,總會有沒有靈感,或遇到瓶頸的時候,如何突破?
答:有些難以突破的問題,最好放棄,你選錯了,就不要硬搞下去,不能硬來的。如果你選對題目,很順理成章,不費力的,換句話說找對路了,都能合起來。有些太好奇了,想要出奇制勝,想要一鳴驚人,往往出問題,所以做學問不能抱持一鳴驚人的想法,一鳴驚人也有,但也不是常有,是偶然得之。
問:一路走來,您的人生最快樂與最難過的事情是什麼?
答:沒有,你問我什麼最開心的事,最傷心的事,都沒有。平靜舒適的,也沒什麼一下上天的感覺,也沒什麼一下入地獄的感覺,都沒有。
問:您此次榮獲「唐獎」漢學獎的感受?
答:沒有什麼不同,不可能講話就跟從前不一樣。我覺得受獎不可能有人生改變,拿諾貝爾獎的還是回實驗室做研究,絕對不是說變一個人,沒這一件事情。唐獎本身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其他地方不會提出來,美國大概不會有唐獎漢學獎,這是有意義的,不是個人拿的,是運氣的,我受之有愧。

(採訪整理:劉光瑩、鄧凱元、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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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專訪史學泰斗余英時:兩岸三地民主觀察




余英時:我為什麼寫陳寅恪?

這部《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在我個人的生命史中具有非常獨特的意義。現在第三次增訂刊行,我想略述書成的經過,並對先後關心過它的朋友——包括相識與不相識的——表示我的感謝。
    
   ⊙ 我為什麼寫陳寅恪?
   首先我要說明,我從來沒有過研究陳寅恪的打算,這本書從萌芽到成長都是意外。而且除了一九五八年刊布的〈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第一篇文字外,其餘都不是我主動撰寫的,而是由各種客觀因緣逼出來的。所以我想交代一下我為什麼會寫〈書後〉這篇文字。
   我在書中已說過,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學偶然讀到《論再生緣》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極大的震盪。現在我願意補充一點,即這一精神震盪和自己當時的處境很有關係。那時我在美國的法律身份是所謂“無國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因為我未持有任何國家頒發的“護照”。最初我對此並不十分在意,因為我一向認為沒有“國籍”並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個“中國人”。但終一夕之力細讀《論再生緣》之後,我不禁深為其中所流露的無限沉哀所激動。這首為中國文化而寫的輓歌在以後幾天之中都縈迴在我的胸際,揮之不去。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對於當時大陸上摧殘文化、侮辱知識分子的種種報導早已耳熟能詳。但在那個冷戰高潮的時期,報章上的文字都無可避免的受到政治意識的侵蝕。我平時讀這些文字,終不能無所存疑。《論再生緣》是我第一次聽到的直接來自大陸內部的聲音,而發言的人則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陳寅恪。他一生與政治毫無牽涉,但就其為中國文化所化而言,則可以說是王國維以來一人而已。《論再生緣》中並無一語及於現實,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聞: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正在迅速地隨風逝去。
   顧亭林曾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用現代的話說,即是國家與文化之見的區別。我已失去國家,現在又知道即將失去文化,這是我讀《論再生緣》所觸發的一種最深刻的失落感。“天末同雲黯四垂,失行孤燕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王國維這幾句詞恰好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亡天下”的惶恐也牽動了“亡國”的實感。一個“無國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種幻覺。
   ⊙ 我怎麼變成“無國籍之人”?
   說的這裡,我不能不順便解釋一下:我怎麼會變成了“無國籍之人”?一九五五年春天哈佛燕京學社接受了新亞書院的推薦,讓我到哈佛大學訪問一年。但從三月到九月,台灣國民黨政府一直拒絕發給我“中華民國護照”。據說這是因為我在香港刊物上寫過不少提倡民主、自由的文字,屬於所謂“第三勢力”。錢賓四師雖曾出面說明我其實只是新亞書院一名“助教”,但仍未發生效力。最後由友人介紹,得到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駐港代表艾維(JAMES IVY)先生的說項,美國領事館允許我到律師事務所取得一種臨時旅行文書(“AFFIDAVIT IN LIEU OF PASSPORT”),以“無國籍之人”的身份發給簽證。所以我一直遲至十月初才抵達哈佛大學,已在開學兩個星期之後了。
   我提起這一段往事並不表示我今天對此還耿耿於懷,而是因為敘事中無法省略。在“黨”高於一切的現代中國,“護照”不是公民的權利,而是政府控制人民的手段,原是一種常態。而且事後來看,我早年沒有“國家”,因此思想也不受“國家”的限制,其中得失正未易言。不過當時“無國籍之人”的法律身份確曾使我每年受美國移民局的困擾,他們很難決定是不是應該延長我的居留權。這個身份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好像是很少見的。
   現在回想,當年“亡國”而兼“亡天下”的奇異感受也許正是使我讀《論再生緣》而能別有會心的重要背景。無論如何,這個背景和《論再生緣》中所謂“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是恰好能夠交融的。我情不自禁地寫下那篇〈書後〉,並將《論再生緣》稿本寄交香港友聯出版社刊行,其根本動力也出於我個人所經歷的一種深刻的文化危機感。
    
   ⊙ 研究明遺民的政治動向
   但是我的認同危機不久便經過自我調整而化解了。此後我漸漸淡忘了這篇〈書後〉,更不曾動過研究陳寅恪的念頭。一九七零年初,陳寅恪的死訊初傳到海外,一時掀起了悼念的熱潮。這年三月俞大維〈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對學術界的影響尤大。連向來不大寫通俗文字的楊蓮生師也寫了一篇〈陳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講筆記引言〉。楊先生撰文的那天晚上還打電話要我代查所引《資治通鑑》中的一段文字。俞大維先生當時希望在哈佛的中國學人都能以文字參加紀念。所以我也收到了他的文章的單行本。楊先生更鼓勵我加入紀念的行列。但我自問既未受教於陳寅恪,又無新資料可憑,更不想重複十幾年前在〈書後〉中說過的話。所以始終未著一字。甚至我也沒有接受楊先生的建議,把〈書後〉寄給《談陳寅恪》一書的台北編輯委員會。在整個悼念期間,我一直保持緘默,因為藉題發揮不但毫無疑義,而且是對死者的大不敬。
   再度提筆寫陳寅恪是一九八二年底,上距〈書後〉已整整二十四年之久。這次完全是出於偶然,而且不是由我主動的。其時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寒柳堂集》等已出版了一年多,我也曾反复讀過多次,只是為了想進一步了解他晚年的史學取向,但毫無見獵心喜、以他本人為研究對象之意。理由很簡單:我的專業是十八世紀以前的中國史,不是現代史,根本不可能有時間去研究陳寅恪的“晚年遭遇”。我細讀《柳如是別傳》主要還是為了研究明遺民的政治動向。一九七二年我出版了《方以智晚節考》一部專題研究,指出方氏逃禪以後並未真與政治絕緣,最後在惶恐灘自沉而死。八十年代初大陸上有幾位學人專就此一斷案和我爭論,文字往復不少。《柳如是別傳》所研究的恰好是同一時代、同一範圍。我曾在其中找到不少可以助證我的論點的材料。
   一九八二年友人金恆煒先生旅居美國,主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我們偶爾見面,也曾談到陳寅恪和他的晚年著作。恆煒對我的一些看法極感興趣,一再慫恿我把這些意見正式寫出來,《人間副刊》願意為我提供發表的園地,而且篇幅不加限制。我經不起他的盛情鼓舞,終於寫出了那篇惹禍的長文——〈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當時董橋先生主編香港的《明報月刊》,對我的文字也有偏好,要求同時刊出此文,這才流入了中國大陸。生平文字闖禍,事已多有,而未有甚於此者,尚在紅樓夢爭議之上。但我有自知之明,並不是這篇文字涵有特別的價值或特別的荒謬,而是由於其中道破了一些歷史疑點,為人人心中所已有,適逢其時,竟釀成一大公案,至今未了。這正應了陳寅恪“人事終變,天道能還”的預言。現在我必須趁增訂本出版的機會向金恆煒和董橋兩位老朋友致最誠摯的謝意。無論是功是罪,他們兩位恐怕都不能不和我共同承當。
    
   ⊙ 陳寅恪說:“作者知我”
   今天我們已確知寅恪先生當年是熟悉我的〈書後〉的內容的。那麼他自己究竟有過什麼樣的反應?答案在十年前便已揭曉了。現在我既已決心告別陳寅恪研究,經過再三的考慮,我認為不應該再繼續讓這樣的事實埋沒下去。1987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學的李玉梅博士寫了一封信給我,茲摘抄其中最有關係的部分於下:
   “晚正研究史家陳寅恪,因於八月下旬結識陳老二女兒陳小彭、林啟漢夫婦,暢談陳老事,至為投契。小彭夫婦於一九五四年調返中山大學,據稱此乃周恩來之意,好便照顧陳老云云。今則居港七、八年矣。於細讀教授有關大作後,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數事如下:
   〔一〕 陳老當年於讀過教授〈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一文後,曾說:“作者知我”。   〔二〕 教授《釋證》頁七十(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陳先生是否真有一枝雲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 陳老夫婦確曾有為去留而爭執之事。   小彭夫婦對教授之注陳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覺大慰,特命余來信告之。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當時讀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評語,心中的感動真是莫可言宣。我覺得無論我化多少工夫為他“代下註腳,發皇心曲”,無論我因此遭到多少誣毀和攻訐,有此一語,我所獲得的酬報都已遠遠超過我所付出的代價了。這次增訂版加寫了〈儒學實踐〉和〈史學三變〉兩篇研究性的長文,也是為了想對得住寅恪先生“作者知我”這句評語。
   但是當時我的〈晚年心境〉、〈詩文釋證〉都在遭受質疑的階段。如果我用任何方式公開了這封信的內容,都等於拖人下水,硬把陳小彭女士和李玉梅博士劃入我這一邊,也許因此給她們製造意想不到的困擾。那便適成其為“以怨報德”了。此信“留中不發”(一笑)至十年之久,其故端在於是。小彭女士長期侍奉老父於側,吳宓《日記》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條至有“小彭攙扶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ANTIGONE”的記載。(《吳宓與陳寅恪》,頁一四五)我讀了十分感動。我相信她一定願意寅恪先生晚年的一言一行都留在歷史紀錄上,否則她便不會鄭重託人向我傳話了。李玉梅博士也早已治學有成,我最近讀到了她〈《柳如是別傳》與詮釋學〉一文,發表在《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一九九六)上面。現在事過境遷,當年的種種顧慮早已不復存在,如果我再不公開此信,則未免埋沒了小彭女士的苦心和孝思。小彭女士和我從無一面之雅,但她當年傳其父語,曾對我發生了極大的鼓舞作用,至今感念不忘。所以我寧可不避自炫之嫌,也要坦白說明:寅恪先生“作者知我”一語是本書增訂版問世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動力。
    
   ⊙ 消解陳寅恪的新論說
   最後,我要談一談今天大陸上所謂“陳寅恪熱”和本書的交涉。從一開始大陸官方宣傳人員及其海外的附和者便對本書採取了一種先聲奪人的栽贓策略。其具體運作的方法則是先給我帶上一頂政治帽子,然後再順理成章地給本書貼上一條政治標籤。而這頂“帽子”和這條“標籤”則早在大陸上醜化了好幾十年,是大陸上老、中輩知識分子一見即義憤填膺或鄙夷不屑的。這樣一來,我對陳寅恪晚年詩文所做的一切解釋便都成為“別有用心”而不足採信了。政治栽贓本是國際共產黨人的一貫手法,但中共繼承衣缽以後又加以“名教化”,因此更是妙用無窮。在馬家店的新名教之下,“帽子”和“標籤”形成了一套一套的“名”的系統,一般人只要看見某種“名”便習慣成自然地發出某種條件反射。這當然是從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狀況,尤以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為然。由於種種原因,馬家店的新名教今天確已漸漸失靈了。但不可否認的,只要極權的政治體制不變,新名教的餘威便不可能完全消失,“帽子”和“標籤”也依然會繼續發生一定的效用。我對此有切身體驗,深信不疑。
⊙陳寅恪的“愛國主義”?[下]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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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前我在〈書後〉中早已指出陳寅恪對極權統治是深惡痛絕的。任何人對他的價值意識稍有所知都必然會得到同樣的論斷。無論就個人或民族言,他都以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最高的原則。馬家店的極權體制不但是從外面移植過來,強加於中國民族之上,而且對個人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摧殘壓制更超過古今中外的一切專制統治。陳寅恪絕不可能接受這樣一個徹底否定他的價值系統的政治制度。四十年後的今天,我仍找不出任何理由來改變原有的觀點。相反的,由於史料的大量出現,我的觀點只有更強化了。
大陸官方學術界和我的爭執主要便集中在這個觀點上面。他們加給我的“帽子”和“標籤”一直未收回,但持以駁斥我的具體說法則因時勢的推移而屢有變易。一九七八年廣州《學術研究》復刊號說陳寅恪“曾多次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一九八五年胡喬木的寫手“馮衣北”已不得不稍稍降低調門,改說陳寅恪在一九五零年的詩中表達了“不意共產黨待我如此之厚”的意思。一九九五年《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出版了。這似乎表示官方也不想或無法再阻止陳寅恪“晚年遭遇”的問題曝光了。至少它已默認了陳寅恪在中共統治下受盡踐踏和侮弄這一事實。但在這一事實的基礎上卻出現了下面這個新論說:不錯,陳寅恪最後二十年確實遭遇了一波接一波的苦難,並終於“迫害至死”。(《最後二十年》,頁二十七)然而政治是俗人之事,對於高雅出塵的陳寅恪來說,卻是無足輕重的。陳寅恪對中國文化是那樣的一往情深,他最後二十年的生命已完全託付了給它,一切著述也都是為了闡發它的最深刻的涵義。不但如此,他的文化癡情又和他的土地苦戀是那樣緊密的連成一體,以至他無論怎樣也不肯“去父母之邦”。所以一九四九年他在人生旅途中已作出了最有智慧的抉擇。即使他在當時能預知以下二十年的一切遭遇,他的決定也不會兩樣。為了文化,他“雖九死其猶未悔。”中國文化傳統中過去曾有一條絕對的“孝道”原理,叫做“天下無不是父母”。陳寅恪則創造性的發展了這一絕對原理,使之成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之邦”。陳寅恪這位超群絕倫的文化大師的全部偉大便在這裡。所以今天談陳寅恪絕不應再涉及政治,因為一說到政治,便會害得他在九泉之下仍不能安穩。怎麼談陳寅恪呢?我們只需反復不斷地說:文化、文化、文化……。
   以上可以算是今天大陸上為了消解陳寅恪“最後二十年”而發展出來的最新論說的一個基本模型。這個模型自然是由我模擬而成,不能指實為某一個人或某一部著作的特有觀點。而且在模擬的過程中,我把一些緊要的潛台詞也點破了。用西方學術界的術語說,這是建立一個“理想型”(“IDEAL TYPE”);這種“理想型”是為分析和討論的便利而設,在方法論上是必要的。就我閱覽所及,上面所擬的論說模型可以適用於近來大陸上許多關於陳寅恪的討論文字。我絕不敢說,上面試建的“理想型”已達到了恰如其分的地步,因此我歡迎別人肯加以指摘和改進。但是我相信,以整體的意向而言,它大概可以說是雖不中亦不甚遠。
   這一套最新的論說即使不是完全針對著我的《詩文釋證》一書而發,意中也必有我所提出的“晚年心境”在,這是毫無可疑的。冷眼旁觀的人也看出了這一點。(見程兆奇〈也談陳寅恪〉,《中國研究》,一九九六年九月號,頁五十至那麼對於當前這一具有典型意義的新論說,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呢?
    
   ⊙ 陳寅恪的“愛國主義”?
   這裡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對它作系統而全面的回應。但是我願意指出它的幾點特色:
   第一、上面所擬的模型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出,這一新論說其實是企圖提出另一種“陳寅恪的晚年心境”來取代我的看法。但持論者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史學工作——重建陳寅恪晚年的生活和思想世界。歷史重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通過文獻研究所得到的證據(EVIDENCE)和經過謹嚴推理所建立的論辯(ARGUMENT)。兩者缺一不可。相反地​​,他們好像是陳寅恪親自授權的發言人,可以隨時隨處告訴讀者陳寅恪晚年在一切問題上是怎樣思考、怎樣判斷、怎樣感受的。他們不但對一個歷史人物的內心隱曲暢所欲言,而且出之以如數家珍的方式。他們似乎假定讀者都像天真無知的兒童聽成人講故事或神話一樣,一個個張開嘴巴、睜大眼睛,完全信以為真,絕不會發生半點疑問。
   第二、新論說的另一個特色是把政權隱藏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的後面,來加以維護。這是對於“投鼠忌器”的心理的一種巧妙運用。“感謝共產黨”“共產黨待我如此之厚”之類的話當然消失了。甚至黨內的“極左派”和“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曾對陳寅恪造成嚴重傷害,現在也不妨直認不諱,因為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何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迫切需要對“極左”和“史無前例”展開猛烈的批判?
   陳寅恪與中共政權“認同”的問題今天自然已無從談起,而且也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在國家社會主義(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意識形態之下,大陸上研究陳寅恪的基調已明顯地轉換為“愛國主義”。(一九九四年季羨林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的關於《柳如是別傳》的討論會上的主題講演詞便是明證。見〈陳寅恪先生的愛國主義〉,收在《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中,頁一至七)陳寅恪可以不認同政權,但絕不可能不認同國家。依照大陸官方的邏輯,只要你承認了陳寅恪“愛國”這個前提,你就不能不接受下面這個必然的結論:“難道祖國是抽象的嗎?不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愛什麼呢?”(見《鄧小平文選》,頁三四七)當然,在陳寅恪研究中,這句話只是潛台詞,不必說破,也不能說破。如果你說陳寅恪愛的是中國文化,邏輯的結論也還是一樣。季羨林說得很透徹:文化必然依托國家,然後才能表現,依托者沒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現,因此文化與國家成為了同意詞。(前引文,頁四)
   因此在新論說中,一九四九年陳寅恪的“去”“留”問題仍所必爭。但所爭已不在政權認同,而在“留在大陸”還是“出走海外”。愛國或不愛國、人品識見之或高或下、道德意識之或強或弱,無不由“留”或“去”而判。如果有人引《詩經》“逝將去汝,適彼樂園”、《論語》“乘桴浮於海”、或曾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類的典據與之爭議,企圖說明儒家文化未嘗不允許陳寅恪當年離開大陸,那就未免“書生氣”到了可笑而又可憐的地步了。陳寅恪今天之所以被描寫成一個神秘不可思議的“戀土情結”的精神病患者,有如胎兒之不能須臾離開母體,正是因為“去”、“留”問題不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更取得了新的現實意義。試看季羨林在上引講詞中開頭的幾句話:
   “陳寅恪先生一家是愛國之家,從祖父陳寶箴先生、其父散原老人到陳先生都是愛國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他們的下一代,我想也是愛國的。”(頁一)
   我初讀時大惑不解,陳寅恪的二女兒小彭在父親晚年侍奉最力,有蔣天樞《編年事輯》與吳宓《日記》可證,為什麼竟被排斥在“愛國之家”以外了呢?稍一尋思,我終於恍然大悟,原來小彭女士早已於八十年代前後移居香港,她已失去愛國之家的資格了。現在香港已“回歸祖國”,我盼望她能恢復陳寅恪女兒的自然身份。
   第三、新論說中以文化取消政治也是一個極其顯著的特色。這一點我在前面所擬的模型中已有所說明。新論說與舊論說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它明白承認陳寅恪在政治上備受折磨,但卻堅持政治絲毫不影響他的文化追求。他們好像想藉著政治與文化一刀切的辦法來推崇陳寅恪的高潔。一九四九年以後陳寅恪能留在“父母之邦”,胎息於中國文化之中,那已是生命的最大充實。其他一切不幸,雖也不免令人嘆息,卻已不值得計較了。所以在新論說中,陳寅恪對於折磨他二十年以至於死的政治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的看法。他的許多感事詩,當時他的朋友已看出是“謗詩”,甚至黨委書記也說是“諷刺我們”,現在都被解釋成為“文化苦吟”。他在一九五三年《對科學院的答复》,在我們俗人看來明明是“痛斥極權統治者箝制思想”,竟在新論說家的筆下變成了“文化苦痛”的一種表現。不用說,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終於活活給嚇死了”(《最後二十年》,頁四八零),那也只好怨他自己經不起“文化恐怖”。
    
   ⊙ 大陸上流行的“政治文化”
   不過真要把陳寅恪說成一個只有“文化”概念而無“政治”概念的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我曾讀到許多老學人引用趙元任先生的名言:“說有容易說無難”。不知為什麼新論說家竟那樣健忘?陳寅恪晚年詩文中的反證太多,但這裡不能涉及。現在姑引吳宓《日記》中一句話以概括之。吳宓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記陳寅恪的談話有一條說他“堅信並力持:必須保有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而後可言政治與文化。”(《吳宓與陳寅恪》,頁一四五)這裡他明明把“政治”和“文化”劃分為兩個互相獨立的領域,而且“政治”還置於“文化”之前。他怎麼可能對日日身受其苦的政治沒有一個明確的整體概念呢?如果真對政治全無概念,他又如何能大談清談與政治的關係?更如何能寫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呢?
   我很理解新論說家的苦心孤詣。他們是為了要駁斥我的“謬說”而不得不然。但其實這是由於胡喬木及其寫手們有意栽贓而引出的。我從來便認定陳寅恪的終極關懷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不過我同時也指出他出身於近代變法的世家,對政治既敏感也關心。因此在他的思想中政治與文化是互相關涉的。由於中共官方的刻意歪曲,大陸學人中頗多相信我的《晚年詩文釋證》一書只是為了證明陳寅恪“認同於國民黨政權”,他們也相信我曾提出“陳寅恪最初準備追隨國民黨去台灣”之說。事實上這兩點恰好都是適得其反。大陸學人對於本書大概耳聞者多,目見者寡。他們能讀到的也是“馮衣北”《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的〈附錄〉,已先經過了一道“批判”程序。而且“馮衣北”與我“商榷”時,其口吻簡直是在和一個國民黨的宣傳人員作“階級鬥爭”。其意顯然是為了要給我扣上一頂“帽子”,以達到“鬥垮”“鬥臭”的目的。
   今天新論說家文明多了,但仍然一口咬定我用“政治”污染了陳寅恪的“文化”。所以他們反其道​​而行之,專以“文化”來消滅我的“政治”。他們甚至不惜棄車保帥,推出“馮衣北”與我同斬,說雙方“都無法抹掉『弦箭文章』的色彩。”(見《最後二十年》,頁五零一)我已考出陳寅恪用“弦箭文章”之典出於汪中〈吊馬守真文〉,意指代“府主”作文章,說的是“府主”腹中之語。“馮衣北”的“府主”是胡喬木已有明證,不成問題。那麼我的“府主”又是誰呢?
   圖窮匕首見,新論說家原來是在暗中為我補行加冕禮。這樣看來,他們的“文化”也並不那麼“純”,它消滅了我的“政治”,卻又以走私的方式挾帶進自己的“政治”。這與以國土認同掩護政權認同的手段不但異曲同工,而且殊途同,它的立足點恰恰是今天在大陸上流行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我這本書大概短期內還不可能在中國大陸流傳。“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它所受到的種種曲解和誣毀則仍在擴散之中。但這一層全不在我的心上。我以偶然的機緣,竟能在先後四十年間為陳寅恪的晚年詩文“代下註腳,發皇心曲,”而今天終於親見“陳寅恪熱”的出現,這是我在一九五八年寫〈論再生緣書後〉時所根本不敢想像的。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滿足已足夠補償我所化費的時間與精力而有餘。更重要的是通過陳寅恪我進入了古人思想、情感、價值、意欲等交織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於中國文化傳統及其流變獲得了較親切的認識。這使我真正理解到歷史研究並不是從史料中搜尋字面的證據以證成一己的假說,而是運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窺測當時曾貫注於其間的生命躍動,包括個體的和集體的這和陳寅恪所說藉史料的“殘餘片斷以窺測其全部結構”(《金明館叢稿二編》,頁二四七),雖不盡同而實相通。如果我當時從他的劫餘詩文中所窺見的暗碼系統和晚年心境,居然與歷史真相大體吻合,那麼上面所提示的方法論至少已顯示了它的有效性。在中國現代史學家中,陳寅恪是運用這一方法論最為圓熟的一位先行者。我曾一再說過,我盡量試著師法他的取徑,他怎樣解讀古人的作品,我便怎樣解讀他的作品。從這一點說,這本書不能算是我的著作,不過是陳寅恪假我之手解讀他自己的晚年詩文而已。
   但我不否認我對此書有一種情感上的偏向。因為他已不是外在於我的一個客觀存在,而是我的生命中一個有機部分。它不但涉及歷史的陳跡,而且也涉及現實的人生;不但是知識的尋求,而且更是價值的抉擇。此書不是我的著作,然而已變成我的自傳之一章。因此在告別陳寅恪研究之際,特寫這一篇〈自述〉,敘書成因緣,作為我個人生命史的一種紀念。
    
   來源: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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