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友工教授紀念專輯
- 高友工教授紀念專輯前言 ／胡曉真 1 - 2
- 「遊戲人」之典範：緬憶恩師高友工先生 ／林順夫 3 - 7
- 懷念恩師高友工 ／孫康宜 9 - 11
- 緬懷恩師高友工教授 ／蔡宗齊 13 - 16
- 往事依依憶高師 ／劉婉 17 - 20
- 開闢鴻蒙的時代光芒――高友工先生與抒情傳統 ／朱先敏／整理 21 - 26
高友工80年代去香港講演，可能與江青有關：
[中][Eng] 創團之初的女子－香港舞蹈團35周年回望 WOMEN AT THE START－Reflecting on Hong Kong Dance Company’s 35th Anniversary | dance journal hk 舞蹈手扎
《大地之歌》 The Song of the Earth ，編舞Choreographer: 江青Chiang Ching，舞者 Dancers: 楊雲濤 Yang Yun-tao，蘇淑Su Shu 圖片由香港舞蹈團提供。Photo provided by Hong Kong Dance Company. 香港舞蹈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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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恩師高友工
[中][Eng] 創團之初的女子－香港舞蹈團35周年回望 WOMEN AT THE START－Reflecting on Hong Kong Dance Company’s 35th Anniversary | dance journal hk 舞蹈手扎
《大地之歌》 The Song of the Earth ，編舞Choreographer: 江青Chiang Ching，舞者 Dancers: 楊雲濤 Yang Yun-tao，蘇淑Su Shu 圖片由香港舞蹈團提供。Photo provided by Hong Kong Dance Company. 香港舞蹈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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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團1981年成立後委任美藉華裔編舞家及金馬獎影后江青（江）為其首位藝術總監（1982—1984）。生於北京的江自十歲起於剛成立的北京舞蹈學院接受專業訓練，至16歲舉家移民香港。60年代，她憑著擔任演員及編舞家，於港台影壇取得輝煌成就，並於1973年移居紐約，成立舞團巡演國際。舞團在江短暫的帶領下，其美學觸覺及實踐，擬定了其藝術風格的雛形，影響至今。江為表演季度訂立不同類型製作，包括長篇舞劇、中國古典舞蹈表演、中國少數民族土風舞之夜，以及綜合內地及本地編舞者的新作精選，拓闊了「中國」舞蹈的界限，形式延續至今。
江青 Chiang Ching
圖片由香港舞蹈團提供。Photo provided by Hong Kong Dance Company.
駐團兩年間，江推出超過30位編舞家的作品，當中舒巧、應萼定及梁國城更先後成為舞團未來的藝術總監；另包括香港現代舞先驅黎海寧、彭錦耀、潘少輝及曹誠淵，本地中國舞先驅何浩川及冼源，及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創院院長胡善佳。她每季均會為舞團添注一至兩項自己的作品，其餘作品主要來自其他藝術家。往後總監大致跟隨此做法，可見舞團忠實反映香港及中國的多元文化，不困宥於單一藝術角度。另一項江影響至今的模板設定為編舞上的探索，及／或取材自多樣的中華素材，包括電影、文學、畫作及其他視覺藝術、神話、傳統戲曲，乃至傳統及現代音樂。
懷念恩師高友工
作者：孫康宜
四天前高友工教授靜靜地走了， 他走得那麼突然。我想他是為了避免和親友們告別， 所以才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刻， 獨自離開了這個世界。其實我們無法確定他去世的具體時間。 據朋友江青告訴我， 友工師過去時大約是10 月28 日晚到10 月29 日清晨（美國東岸時間）之間，是在安睡中去世的，那正是三更半夜的清靜時刻。（其實，在那以前的幾個鐘頭， 他還和朋友吃了晚飯， 完全沒有異樣）。
連他去世的方式也充滿了詩意。 我想起了他經常朗誦的一首唐詩：“人閑桂花落， 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 時鳴春澗中“ （王維）。 詩中描寫一個十分幽靜的境界， 因為 “夜靜“， 所以連明月都能驚動山鳥。我想10月29日清晨友工師大概是在這樣一個幽靜的夜晚離開了。雖然他一直住在紐約市中心， 但我知道他的心靈深處總是閑靜的。 尤其是， 他最喜欢陶渊明的“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等詩句。 因為他心遠， 所以凡事都顯得灑脫。
最近一兩年來， 友工師的身體開始變得十分虛弱， 甚至無法下床 ，令人非常擔憂。 但每回在電話上和他聊天， 他總是談笑風生， 與從前沒有兩樣。 去年聖誕前夕， 我在電話中表示擔心他的生活起居， 因怕他一人獨處會出事。 但他卻引用《莊子》 的章節來安慰我，表示萬物的變化從來沒有停過， 生死也屬於這種變化之中， 接著他說：“像我這把年紀，其實生與死都沒什麼關係了“。當時我除了表示尊敬以外， 還能說什麼呢？ 後來掛了電話， 再重複溫習他所說的話， 更加對於他的人生意境與智慧感到默契於心， 心領神會。其實我從普大畢業已經快四十年了， 但對我來說， 友工師一直是我的終身導師， 他那種處事不驚的態度， 總令我萬分敬佩。
幾天來， 我一直在回憶友工師這許多年來給我的幫助。 他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師父“， 懂得如何因材施教，同時他施教的方式總是和個人生命合在一起， 所以令人難以忘懷。 現在他突然不在了， 更讓我珍惜他一直以來給我的啟發和教訓。
記得1973 那年我剛進普大念東亞系博士班時， 他曾對我說：“ 最美的人生有如絕句“。據他解釋， 那是因為，絕句雖短， 卻有“意在言外”（尤其是尾聯）的作用。 人的生命也是如此， 再長的生命終究是“短暫” 的。一個人必須懂得珍惜那個短暫， 人生才能顯得美麗而富有詩意。 直到今天，我已經進入了古稀之年， 但友工師這句話還是讓我受益不盡。
還記得有一年秋天，我被許多事情弄得煩惱不堪， 他就向我教訓道：“ 你應當把你的工作比成跳舞。 比方說， 你自己在家練習跳舞繞圈時， 必須繞個一百二十圈。 但你真正上台表演時，最好只繞十二圈， 這樣你就會有舉重若輕的自信。” 他的話使我恍然大悟，立刻意識到自己個性上那種太過執著的缺陷。因為人生總有許多不如意的情況，而且前面的路程茫茫不測， 我們就很容易經常被外物所累， 所以應當培養”舉重若輕“ 的藝術境界， 才能自由自在地翱翔於世。 當時我立刻聯想到友工師在課堂上經常引用的《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 其名為鯤 。鯤之大， 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 其名為鵬。……” 心想，我應當努力修養自己， 希望能在魚中作鯤， 這樣才能化為大鵬而逍遙遨遊。
在唐詩的課堂上， 友工師最喜歡引用王維的詩句。 特別是他給“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 《終南別業》）那兩句詩的解釋， 令我終身難忘。 他說：“如果有一天你走到窮途末路時 (dead-end)， 千萬不要喪氣，你要從容地坐看雲起， 這樣就會絕處逢生”。 而且他要我們注意王維詩中接下來的最後兩句：“ 偶然值林叟， 谈笑無還期”。意思是說： 在山窮水盡之時，我們偶然也會遇到某個有趣的老人， 也能談得十分愉快，甚至樂而忘返。
其實這就是友工師心目中最看重的友誼， 尤其是“知己“ 的概念。他所謂的”知己“ 是基於《莊子》 那種”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的君子之交， 不是甜如蜜的小人之交。 所以他經常向我們解說《莊子》“大宗師“ 裡有關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的那一段： “ 三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 遂相為友”。 大意是說， 三個陌生人突然碰在一起， 他們只要相視而笑， 心心相印，就自然結為好友。據友工師的解讀， 那種“莫逆於心” 的境界可以引申到詩人與跨時代知心讀者的永恆交誼， 即杜甫所謂“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意境（《詠懷古跡》 其二）。
晚年的友工師生活極其簡樸，因此經常使我聯想到劉禹錫的《陋室銘》： “山不在高， 有仙則名； 水不在深， 有龍則靈。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與劉禹錫相同， 友工師雖住在簡陋的房子， 他的德行卻永遠馨香遠播。 多年來他所交往的朋友和苦心栽培的學生們無可計數，那種知識和情感交流一直在“莫逆於心” 的談笑中進行。 他的生活是如此的簡單樸素， 但他的精神生活卻無限地富有。
我何幸而成為友工師的門徒， 我能藉著這篇短文來紀念我的恩師， 也算是我對他無限感激的一種表示。
——孫康宜寫于2016 年11 月2 日
（原載於《明報月刊》2016 年1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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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孫教授。
我在下周三有一場"以讀者立場出發"，介紹高先生的錄影。
我喜歡那位：在雅典為其學長翻譯【理想國】做序的高先生 (1979)；
早上在燕京圖書準備博士論文，下午可以追求自己的文藝節目的高先生；
江青【故人故事】書中的紐約、瑞典過客的高先生！
我喜歡那位指導學生ballet、多次到巴黎訪朱德群的高先生；
我喜歡他退休演講末兩段，雖然這故事的典故，可能出自"筆記小說"......
英文接受齊克果史：Frye 說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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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rop Frye堅持，一個學人的理論，是一輩子要"一以貫之"的，否則不足道。我就選擇用這篇重要的論文來當高有工教授的文學理是論的試金石：
我2周前選他與Northrop Frye (1912-1991)的 Citical Path，是想投機取巧。實際上，高友工最重視的是Herman Northrop Frye's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atomy_of_Criticism。
《中國敘述傳統 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讀法》為例，註22的內容是：
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pp.303-314
".....根據傅萊(Northrop Frye)的說法，二書街為混合體，一為小說與分析 (anatomy)的混合，一為小說與告白 (confession)。....."
我們查一下Anatomy of Criticism 一書的索引的novel 項目，303-14頁正好是novel 的主要論述。
我們要讀Anatomy of Criticism，才會知道高先生引文中所說的小說(novel)、分析 (anatomy)的混合、告白 (confession) 的"技術定義"。
一句話，整段/整篇都是高友工教授的融會貫通的心得。
《中國敘述傳統 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讀法》在整個《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的研究文獻中，都屬獨一無二的"綜覽"之心得。
Kang-i Sun Chang 都分享了 1 條連結。
The obituary of my mentor Prof. Yu-kung Kao 高友工 is now up on Princeton University website!
Princeton University - Yu-kung Kao, schola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Princeton and mentor to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dies at 87
This obituary was written by Tsu-Lin Mei,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emeritus, at Cornell University, and Andrew Plaks,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eritu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As a Ph.D. student at Princeton, Plaks took courses from Kao. Mei and Kao were gradu...
PRINCETO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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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12/25/1387911.shtml
貼“心”朋友高友工
江青 發表於2016-12-25 09:58 東方早報1972年，我去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獨舞晚會演出，認識了高友工教授。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高友工在普林斯頓大學上課。
普林斯頓下半旗，李耀宗攝。
2005年高友工(中）、江青（左）和母親江巫惠淑（右）看完崑曲，在哥大校園門口。
高友工為江青《說愛蓮》所作序言手稿
高友工在文化藝術浩海中扮演了許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間有時重疊、互補、借用。而摯誠的友愛和情誼是人世間求之不得，少之又少的異數，我很慶幸在人生漫長又坎坷的歲月中找到了貼心朋友——友工。
1972年，我去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獨舞晚會演出，認識了高友工教授。當年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學教舞，在東亞系任教的鄭清茂教授得悉我要去普大演出，就興奮地對我說：“保證你這次會遇到一位知音——高友工。”他還向我描繪這位英俊才子，平日里如何瀟灑、幽默，授課之餘酷愛表演藝術，尤其是精通芭蕾舞，在哈佛做研究生時就每天去上芭蕾課，還學瑪莎·格蘭姆現代舞……果不其然，從演出那天相識，直至今年10月29日他離世，他成了我此生良師益友，最貼心的朋友。
那年在普大麥卡錫劇場演出，白天在打燈光走台時高友工就眉開顏笑地來了，並關切地表示，有任何需要幫忙的地方儘管跟他講。演出後，他一臉興奮，內行地點評我的舞蹈，想了解我受訓的過程。他的風度和談吐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1973年，我正式搬往紐約定居，急需找工作。紐約大學舞蹈表演系主任史都華（Stuart Hodes）了解我迫在眉睫的需要後，為我在大學小劇場中安排了一場示範演出，並邀請了紐約舞蹈界的各方人馬。高友工知道此事對我至關緊要，不聲不響地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吳百益教授，邀請在《紐約時報》任舞蹈評論的安娜（Anna Kisselgoff）來看演出。事後我才知道是高友工貼心安排的結果。他和安娜也由此結緣，兩人每當有機會在劇場或私人場合中見面，必會熱烈地討論舞蹈。當年在紐約大都會，我是個小學生，只能當個忠實的旁聽者，慢慢學細細嚼，受益匪淺。
今年年初我七十壽宴時，安娜知道久違了的Eugene(高友工英文名）會出席，早就叮囑我要安排她靠著Eugene坐，友工身體已經相當虛弱，但頭腦仍然十分清晰敏捷，當晚，他們依然不改舊習，話題圍著舞蹈團團轉。
1973年秋天，我首次在紐約市會堂公演取得成功，順水推舟地成立了“江青舞蹈團”。在籌劃、安排節目期間，高友工當我的軍師，給我增添了莫大的勇氣和自信，使我在紐約舞台上邁出了第一步。
“舞蹈上要樹立個人風格才能建好團”，是他在我舞團成立後一直苦口婆心反覆叮嚀的一句話。他喜歡“紐約芭蕾舞團”形式感強、純舞蹈的簡約風格，向我介紹該團藝術總監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的舞蹈風格特點；品味高又是多面手的羅賓斯（Jerome Robbins）更是他的最愛，其中“Dance at a gathering”、“Goldberg Variation”和“Watermill”是他激賞津津樂道的作品。“Watermill”的創作是受日本能劇的啟發，作品近於冥想，探索時間的變革和人生的輪迴，動作極少、節奏緩慢但充滿了張力。此劇男主角Edward Villella更使他如痴如醉，看得銷魂。高友工喜歡分析，也喜歡談觀後感，從編排到演員技巧以至音樂選擇，他都儼然是位不折不扣的內行，談得深入簡出，形容得惟妙惟肖，有時也不免提出尖刻的批評，使我這之前只知道欣賞古典芭蕾舞的人潛移默化，也漸漸看出了現代芭蕾的門道。
現代舞方面我嘗試上不同流派體系的課，只要我說得出老師的名字，他就能準確無誤地說出所屬流派。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初來乍到紐約，對現代舞是外行的Douglas Dunn在普大當學生時，受他的影響，最終成了頗有成就的舞蹈家，作品十分超前。高友工介紹我們相識後，一次Douglas在自己工作室發表作品，我獨自前往，發現室內空空如也，只見Douglas平躺在搭高的架上安睡如儀。十來分鐘後仍不見他動彈，在沒有其他觀眾的情形下，我擅自用了室內電話。事後Douglas氣呼呼地向Eugene告狀：“你的朋友Ching太豈有此理！”友工沒興師問罪，而是面帶笑容，耐心地向我解釋：“那是行為表演藝術……”
Ze'eva Cohen1969年被普大錄用，在藝術系創作組（creative Arts)任舞蹈教員，也與高友工別具慧眼有關。Ze'eva由以色列到紐約茱利亞表演藝術學院勤工儉學，現代舞本科畢業。去普大面試教職時，她談的舞蹈教育不是由技術出發，而著重於對學生美的培育及提高創造力與想像力。她告訴我：“高教授在面試現場表示，自己教詩歌，但舞蹈就是身體的詩歌。他提了很多極有智慧，本質又內行的問題，我就知道他欣賞我……得到教席後，我英文不夠好，對學校的規矩和繁文縟節一竅不通，都是Eugene一樣樣手把手教我。這些年，只要我有演出，在校學生的公演或在紐約的獨舞晚會，Eugene永不缺席。”八十年代中期，友工介紹Ze'eva給我編了獨舞《行旅》，他說：“你們兩個都是既有頭腦又認真的舞者，一定會合作愉快！”他料事如神，果如其言。
José Mateo這位出生在古巴的學生，在普大學藝術史同時進修喜愛的舞蹈，受了高教授言論的啟發：“舞台可以是畫布，舞步可以是顏色，舞蹈本身可以是詩歌”，毅然走向了舞蹈專業。在高友工推薦下，他曾在“江青舞蹈團”待過短暫時期，後來搬去波士頓，先在哈佛大學Fogg Art Museum擔任行政工作，不久就在麻省劍橋成立了José Mateo Ballet Theatre。如今三十年了，他的舞團和舞蹈學校在波士頓成績斐然，成功不僅僅是在藝術專業上，為擴大舞蹈對社會的功能和責任，他創建了“舞蹈為世界社區”（Dance for World Community）組織，造福社會、關愛環境、服務群體、輔助貧窮學童藝術教育。我打電話通知José高教授去世的消息時，他在電話中無限唏噓地慨嘆：認識Eugene改變了我整個人生！
作為文科學者，高友工愛好並享受一切美的藝術經驗，俄國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英國皇家芭蕾、維也納兒童合唱團、莎士比亞劇場、古典音樂、中國戲劇、西洋歌劇……他在普大教書，晚上和周末卻經常流連在紐約大小劇場和博物館中。他是讀書人，紐約市周邊臥虎藏龍、人才濟濟，在王浩教授招集推動下，華人教授學子為探索自己專業之外知識以擴大學術視野，於1987年成立了讀書會，每月聚會一次，成員有高友工、李耀宗、鄭培凱和幾位搞哲學的後輩，王浩是數理邏輯學家，當代哲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讀書會成員個個博覽群書、知識淵博又熟諳西方哲學，高友工幾次邀我參加，我有自知之明，望高卻步。倒是偶爾去參加他們會後的聚餐，一來可以見朋友，二來有高友工、王浩在，必有美酒、美食，一般的情況下，討論仍在熱烈進行，但談話氣氛誠摯謙和。
高友工在文化藝術浩海中扮演了許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間有時重疊、互補、借用。
“江青舞蹈團”成立後，每年在紐約都有公演。新編的劇目想不出名字找他起，節目單要寫說明找他寫，填寫申請政府補助找他填，總之，我一有難就找他出點子幫忙，他成了我的依仗和靠山。仍然記得“Moments from Chinese Past”就是他給我編排的中國風格的組舞起的雅名。
那一階段他在普林斯頓芭蕾社團任董事會成員，需要參加募捐等社交活動，他最怕這樣拋頭露面的事，但又酷愛芭蕾，不得不效勞。結果，每當碰到這類事，他就硬把我拉出來做他的舞伴。他父親或家人來探訪他時，我也被邀為女伴作陪，就這樣我成了他的護身符，親友眼中，我是高友工“一輩子的女朋友”。
七十年代後期，友工住在普大，我常去那裡做客，當然是有事請教。在普大做客，一次可以探望幾位尊敬的長者，牟復禮、效蘭夫婦，陳大端、榮琪夫婦，兩家女主人都精於中國傳統廚藝，端上桌的每個菜色香味俱全，有時還根據古典文學書籍中涉及的菜色依樣畫葫蘆，進食時天南地北好不快活。高友工精於麵食，高樁饅頭和花卷是他的拿手好戲。此外，還有教日本文學的John Nathan、Mayumi夫婦，他們住在大學小鎮附近的大農舍中，養馬種大麻，John每天騎馬去學校上課，成了大學一道奇特的風景線，John拍電影搞翻譯，Mayumi更是出色的畫家，高友工和李歐梵很喜歡去這對有個性、酷愛藝術的夫婦家中尋開心，我也和Nathan夫婦成了情投意合的朋友。
1994年12月John到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頒獎典禮，因為他英譯了得獎者大江健三郎的著作。他和新夫人來我家做客，一晚上都在談Eugene這位另類學者，John很早就脫離了自覺沒有歸屬感的學術界，天馬行空，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說：“Eugene是個絕頂聰明的天才，可惜普大沒有充分利用他特殊的品味、周密的思維和淵博的知識做很多有趣的課題。”我常跟友工說：“在你面前我自承是個文盲，舞者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但他總是笑呵呵說：“我就喜歡簡單，簡單最難！”
記得1981年春天時，友工興致勃勃地約我去大都會博物館，在即將落成的仿蘇州園林明軒廳，聽張充和女士演唱明朝時代曲《金瓶梅》。普大開了校車載師生前往，夏志清、王洞夫婦也來觀賞，我則和友工結伴同行，現場觀眾個個翹首以待。張充和女士以《懶畫眉》作開場曲，在這樣亭檻臺榭佈置極為雅緻的環境下，聆聽張充和女士有板有眼地唱曲，豈不叫人忘了自己究竟身處何方！
作曲家周文中教授任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和作曲博士班主任多年，又創立美中藝術交流中心，知道我在北京委約過譚盾作曲並欣賞他的才華，和譚盾在中國見面後同意他來哥大修博士，但經濟擔保人要我設法。我搞賠錢的舞團多年，沒有經濟基礎作保，丈夫Birger是瑞典人也無資格作保，於是向高友工開口求助，一開始他不同意，絕對不當保人的原則不能打破，我當然尊重。不料過了一陣他主動問我：“譚盾的事怎麼樣了？”在我嘆氣搖頭後，他一口應允作擔保，但再三聲明：“只此一回，下不為例。”1986年譚盾順利來美就讀，後來，友工還讓我把他收藏的許多音樂帶子送給譚盾。
高友工非常孝順母親，逢年過節有假期時，都要去紐約上州Syracuse探望和大姐高筠若一起居住的母親。1983年，母親去世，友工頓時失去了平日爽朗的歡笑聲，變得沉默寡言起來，母親喜歡養花，他也開始在屋裡養起蘭花。當年我家在紐約西四十六街原鋼琴工廠改建的公寓中，有小院的公寓頗寬敞，天花板特別高，友工常來紐約看戲，也常來我家落腳。我丈夫Birger和Eugene氣味相投，兩個男人居然背著我商量好，友工要入住我家多下來的那間房，房中可以建夾層。Birger開玩笑說：“你的中國丈夫要搬來住啦！”那段時期友工初喪母，沒有心情下館子、看戲，心境寂寥，我也感到對友工這是個最理想的安排。我們夫婦不在紐約的時間居多，所以他可以有很多私人空間，他蠻自在地在那裡住了近六年。
這是友工最喜歡對朋友講的故事：“有一次江青不在紐約，Birger星期日要做法國馬賽海鮮湯（Bouillabaisse）請我，我自告奮勇給他打下手。Birger照著食譜一樣樣買，一樣樣秤量，一絲不苟，完全像在實驗室做試驗。開晚飯前，Birger突然發現忘了買藏紅花Saffron要我跑一趟，普通食品店是不賣比金子還貴的Saffron，星期日商店也早關門，於是我叫了計程車東西上下滿紐約轉，花了近百元計程車費終於買到了Saffron。回家交給大廚師，結果，Birger打開小包，只用了真正一點點灑在湯上。食材費已經一百多了，再加上車資，哇——”他吐下舌頭，咯咯朗聲大笑起來。
2008年Birger在瑞典往生，我第一時間打電話通知友工，他嗚咽道：“多好的一個人……”就再也說不下去了，抽泣起來，這是我唯一一次聽到他哭。
高行健在1987年根據宋朝女詞人李清照膾炙人口的《聲聲慢》，特意為我創作了一個詩劇。由於這一創作是用古人的詞意、音韻作動機和藍本，加以發展來表達古今中外凡人都有的困境與感受，故名《聲聲慢變奏——取李清照詞意》，舞蹈詩劇英文名是友工起的“Variations on a poetess' lament”。
1989年4月我在古根漢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作品與過程”（Works & Process）項目中擔任獨舞演出，特別邀請了作者高行健，佈景設計建築師曹慰祖、作曲周龍、《紐約時報》舞蹈評論安娜及普大中國古典文學教授高友工，同在台上當評論員（Commentator）。高友工概括性地介紹了兩點：一，李清照創作《聲聲慢》的年代和背景——此詞是李清照後期的典型代表作品，金兵入侵，北宋滅亡，丈夫去世，一連串的打擊使她經歷了顛沛流離的苦痛，亡國之恨，喪夫之哀，孀居之苦，難以排遣的寂寞，於是寫下了《聲聲慢》主要抒寫她對亡夫的懷念和自己孤單淒涼的景況；二，原詞《聲聲慢》文字特色——詞起時“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這一氣而下的十四個疊字頓挫淒絕，李清照在用疊音字的同時，前後也用了同義字，“尋尋覓覓”，“尋”與“覓”固然是同義的，而“冷冷清清”、“點點滴滴”也顯然是同出一轍，倘若將這些詞組調轉過來，念作“清清冷冷”、“滴滴點點”，其語意和效果則一成不變。
近日我去林肯中心表演藝術圖書館，查找當年古根漢姆博物館的演出錄像，見到笑容可掬的友工，在那裡溫文儒雅娓娓道來。啊——當年的我們是多麼年輕美好！不禁往事一一襲上心頭……
搞舞蹈的人對“舞文”毫無信心，眼高手低，越看越覺得拿不出手，幸好友工肯耐心地看我字跡潦草的初稿，看完他說：“就這樣按照你思路寫很好，千萬不要再大改，錯字和標點符號訂正一下就行了，有問題的地方我已經用筆大致地勾了一下，你再仔細看看。”他的肯定和指點使我這只抓住筆的手繼續舞了下去，1991年，台、港出版了我第一本書：《江青的往時、往事、往思》。
我的第四本書《說愛蓮》是寫我恩師摯友——中國舞蹈之母戴先生愛蓮的傳奇人生，花了兩年時間完成。去年底初稿完成後，打印出來送去給友工過目。幾週後我去問他意見時，也懇請這位輕易不動筆的人寫序，本以為他會以各種不同的理由推卻，不料他一口應允，對我是個意想不到的喜訊和鼓勵，書已於今年夏初出版。現在猜想，貼心的他是要給我一份最後的厚禮，在交給我手寫的序時，他說：“這可是我最後的一篇文章了。”
友工是個最不現代化的人，一輩子不開車，不看電視，不用電腦。近幾年，在沒有精力和不良於行的情況下，他的世界幾乎與世隔絕，在屋裡看書、聽音樂。紐約中國風書店經常給他送新書，朋友和從前的學生也給他寄書。我今年由瑞典回紐約比往常早，9月中回來後知道友工狀況更不如前，就常常去探望他。最後一次是10月18日，燒了他平日喜歡的四個菜去陪他聊天，他坐在沙發上按鈴開門讓我進去，茶几上放著好友白先勇剛給他寄去的《細說紅樓夢》、孫康宜的《曲人鴻爪：張充和曲友本事》、楊澤的《新詩十九首》。高友工文史功底深厚，喜歡讀為文看似樸質，實則蘊藏著豐富學識和無窮藝術魅力的著作。我每次去，他都會把已經看完的好書推薦給我，並要我帶走。最後那次去，我帶走了楊絳的讀書筆記《“隱身”的串門兒》、鄧雲鄉的《雲鄉話食》。借讀友工看過的書，最大的好處是他在書中勾畫圈點，容易讓我將注意力集中在關鍵詞上，有時還有似眉批的隻字片言。音樂方面最使他感動的是貝多芬的奏鳴曲第二樂章，也偏愛莫扎特的《愛魂曲》（Requiem）。最推崇的聲樂是被他譽為天籟之聲的維也納兒童合唱團（Vienna Boys' Choir）。
理查·施特勞斯（Richard Georg Strauss）是高友工最欣賞的歌劇作曲家之一，他認為我在有這麼多的舞台經驗後，該執導《沒有影子的女人》（Die Frau ohne Schatten），此劇無論劇情或音樂，都像迷宮般複雜，創作式的神話故事隱含深奧的哲理，心理層面和象徵主義交融，劇中人都有奇特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冥界的幽靈聲和未出生的嬰孩聲，更是繞樑三日，美得無以復加，可以在創作上發揮無窮想像力。承蒙他對我的信心和督促，我買了錄音聽，也買了戲票和不同版本的錄像看，實在嘆服此劇藝術上的震撼力。製作如此龐大的歌劇而又不是適合大眾口味的暢銷劇，所以一直沒有找到可能性。為此他惋惜不已。
摯誠的友愛和情誼是人世間求之不得，少之又少的異數，我很慶幸在人生漫長又坎坷的歲月中找到了貼心朋友——友工。
在台灣的老友鄭清茂教授從我處得知友工去世消息，即時給我信——
小青：
謝謝你告訴我友工的消息。我們一直常在念著他，但也知道只能想念，有什麼事，我們根本幫不了忙。他是我台大的學長，我入學時他已經畢業了，並不認識；在Princeton是我的老師輩，但並無實際師生關係。他也不嫌棄我這個學弟，經常關心我的生活。我剛到Princeton那年的（1962）十月就下了一場大雪，他馬上把他哈佛時代穿的羽絨衣（down jacket）送給我。它變成了我在美國穿的最長最久的衣物，直到1989年離開美國時，因為台灣不需要那麼厚的夾克，才處理掉。令人懷念。
他在哈佛的同室學友，又在學術上聯手發表著作的梅祖麟教授也給了我封真情畢露的手信——
友工在我最倒霉的時候，悉心照顧我。後來又悉心照顧陳幼石。這樣的朋友哪裡去找。還有，友工是我的兒子Eugene Mei的godfather（義父），Eugene是友工的英文名字，過節過生日總是有禮物。這又是我自己辦不到的。我們在家裡總是管友工叫big Eugene。
讀書會友李耀宗說：“高先生是我最敬佩的學者，能和他結識是我的福氣，他的風采和見識將永存我心中。”他回憶道：“我跟友工最後一次見面時，大概因為我是學西方中世紀的，他送我兩本劍橋文學導讀（Cambridge Companion）系列的書，一本是1986年版的古英語文學，另一本是2008年版的中世紀法國文學。可見他對西方文學獵涉之深廣與對其研究最新發展的持續關注，在漢學家中，幾乎絕無僅有。”
這就是友工，一個懂得關愛的朋友！
記得七十年代中期，高友工從普大休假一年住在巴黎，我去巴黎，他怕我人生地不熟，自己忙時就安排其他人給我做嚮導。之後，他知道我要去威尼斯，認為年輕單身女性去意大利太危險，馬上安排了他的學生當時在威尼斯大學教中文的Raffaello Orlando給我當導遊，使我在威尼斯玩得安全、盡興。
這也表現在友工處理生活細節上，嚴重的糖尿病使他身體每況愈下，他不想讓親友操心，盡量不提病情，也總是婉拒親友造訪；幾年前搬家時，盡可能地將多餘用品贈予他人，之後不斷地做減法，精簡到中國傳統舞台一桌二椅的程度。我猜，他大概不想麻煩別人處理他的身後事罷。“要除去身外之物！”是他在最後階段常跟我講的。身後去處他也早有安排，火化後長眠在紐約上州Syracuse橡木墓園（Oakwood Cemeteries）母親身旁。這是當年友工在給母親掃墓時，親口跟姐姐立下的遺願。
2016年11月16日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室教務處發出通告：
辦公室極感遺憾地宣布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高友工教授於2016年10月29日逝世。
1962年高教授加入普林斯頓大學任教，1999年榮休。
11月16日至18日，普林斯頓校旗在East Pyne降半旗，以示悼念。
這是普大不尋常的舉動，我馬上請老友李耀宗去校園拍了照，好分發給愛戴高友工的親友。
陳幼石收到後，馬上給我回信：“我將此像珍藏在照相簿中和友工其他的照片存放在一起，作為永久的回憶。”這些日子和幼石在通話中她也老嘆惜：“沒有友工在，我來紐約就沒興致了，沒人可以抬槓，出去吃飯也沒胃口了！”
董景昭（朱德群夫人）和友工青梅竹馬，在收到照片後給我寫：“校方降半旗對他致敬，我想他在天之靈亦有所慰藉！”
他這輩子的教學有了成果，真不愧對此生，我和他是世交，我想高伯伯及高伯母亦引以為榮！
與他最親近的友人則告訴我：“Eugene是上天送來的天使，他在天上飄飛著關照注視著我們！”
好心的淑平（余英時先生夫人），近來隔三差五給我打電話，我知道她想安慰我。她說：“友工去世前三日，余英時還跟他通過一次長話，兩位老友在電話中嘻嘻哈哈。這三天Princeton為友工下半旗，我每天都去校園走走看看想想，他真是有福之人，秋高氣爽陽光普照，旗迎風招展，飄動得就像友工，如此美好……”
友工一輩子只想給人看陽光和美的一面，予人溫暖！
高友工紀念會將於2017年3月11日在普大Jones Hall舉行。
我與友工相知相惜四十四年，一切言語都無法表述我的痛失，我準備將1989年古根漢姆博物館錄下《聲聲慢變奏——取李清照詞意》中他作為評論員的幾段錄像剪接在一起，在紀念會中播放。在近三分鐘的談話中，與會者可以再次領略他的風範，憶想起他陽光的音容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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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吹笙（李商隱 唐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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