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摘】旅美作家依娃（本名宋琳），回家鄉陝西富平縣探親時，於4月10日在當地賓館被七八個身份不明的警察強行帶走。
依娃曾調查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饑荒真相，訪問兩百多位大饑荒倖存者，出版《尋找大饑荒倖存者》，觸怒想掩蓋毛澤東歷史罪惡的中國當局。
依娃曾調查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饑荒真相，訪問兩百多位大饑荒倖存者，出版《尋找大饑荒倖存者》，觸怒想掩蓋毛澤東歷史罪惡的中國當局。
著名大陸記者楊繼繩新書《天地翻覆》，去年底在港低調出版，從政經等多方面，記錄文革歷史。延續揭示大饑荒真相舊作《墓碑》的精神，楊繼繩期望繼續著書「揭露謊言，還原真相」 ....
- Born: 1958
記錄片[編輯]
胡傑導演. 《尋找林昭的靈魂》, DVD.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03年. OCLC 287154992.
人物專訪11胡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szVQcQdIr8
祭高華老師—願時光倒流[胡杰製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ZEEM_VhG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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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杰記錄片《我雖死去》 《我雖死去》講的是文革中學生打校長的故事，有被打死的校長，卻沒有打她的學生的鏡頭。鐵證如山，言之鑿鑿，兇手卻自始至終不露面。假如是刑偵片，這樣安排無疑是個敗筆；作為紀錄片，這個空白越發令人遺憾。除了 義不容辭的王友琴，連個出來作旁證
胡杰記錄片《我雖死去》：師大女附中卞仲耘老師活活被打死.....
卞仲耘-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Wikiped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WzAsHE-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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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Johnson interviews Chinese filmmaker Hu Jie, who has created an ambitious oeuvre despite working in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conditions imaginable
Hu Jie's documentaries tells story of students whose criticisms of Maoist excesses cost them their lives
For modern Chinese students it is not the Great Famine but the Three Years of Difficulties. The catastrophe remains so sensitive that their history books do not document how many starved to death, or why. Yet more than 50 years ago, at the height of the disaster, a handful of their predecessors published an underground magazine bluntly accusing Communist leaders of causing the devastation. "The dead couldn't tell," said one of the authors, Xiang Chengjian. "I decided to sacrifice myself … I was ready to die."
The story of Spark, and the boldness of the students, is the latest piece of China's past unearthed by film-maker Hu Jie. His documentaries have traced the Maoist excesses of the 1950s, 1960s and 1970s, and the extraordinary individuals who swam against the tide.
"I want people to have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real history," he said. The bearded former soldier, still muscled in his mid-50s, was fired from the state news agency Xinhua after he began working privately on his first film,entitled Searching for Lin Zhao's Soul. Lin was a youthful, gifted dissident executed a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who had written defiant letters in her own blood while in jail.
The subjects Hu tackles are so sensitive that some of those involved have not discussed them even with their families. He has persuaded a remarkable range of witnesses to go on camera; some are grateful for the chance to talk after years of suppressing the truth.Soon after came two startling documentaries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ough I Am Gonerecords the brutal death of teacher Bian Zhongyun at her pupils' hands; My Mother Wang Peiying is about the execution of a woman who called on Mao Zedong to resign.
"I'm trying to save all of this material. If these people die, the memories are gone," Hu said.
But some simply refuse to talk, and one of the interviews in Spark stops abruptly when the interviewee receives a phone call warning him not to speak. Such challenges help to explain why the film was five years in the making.
"I don't start with a preconception of these films," Hu said. "It's a discovery process for me. I've always known there's something there, but not quite what it was.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se films I find out.
"I knew there was a publication, but didn't know what it was about; I just knew people died for it."
The Great Famine was caused by Mao's adoption in 1958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 an attempt to send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aring by means of collectivisation and revolutionary zeal.
Local officials, through ambition and fear, grossly overstated their harvests; food desperately needed in the countryside was shipped to the cities and even overseas. Cadres harassed, beat, detained and killed those who tried to alert higher authorities, stole food to survive or sought to flee the famine.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mained silent. No one dared to criticise the government," said Hu. "Only the students dared to speak out, at the cost of their lives."As they watched the corpses pile up, a small group of students decided to act. The two issues of Spark – all they produced before they were caught – said that communes had turned farmers into slaves, and railed against the cadres who feasted while the people starved.
Hu is not alone in his work; others in China have sought to document the catastrophe. Yang Jisheng, a former Xinhua reporter, spent 15 years working through official archives to produce his account,Tombstone. Another film-maker, Wu Wenguang, enlisted young people to gather oral histories. But none of this work can be released in China, and Yang has come under fire recently from deniers who refuse to accept that tens of millions died or tha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responsible.
"These people in the documentaries were dying for us – they sacrificed themselves to save us. We are indebted morally to tell their stories," said Hu.
At one stage, he shot wedding videos to fund his documentaries; now he and his wife, Jiang Fenfen, rely on their pensions. They work on a shoestring budget, buying standing tickets for trains and bedding down in the cheapest hotels. "My sacrifice personally is not worth mentioning, but I admire my wife's contribution," he said.
He is slowing down as he ages, and spending more time on his earlier love, painting – though his works are often inspired by themes related to his films. But he hopes a new generation of documentary makers will realise the importance of the era and take on the task he has shouldered.
"If you don't go to record it, maybe nobody will," he warned.
在中國遭到隱匿的歷史：採訪紀錄片製片人胡杰
胡杰是最值得關注的中國製片人之一，儘管他的作品在中國始終沒有公映。他以關於毛澤東時代的三部曲聞名，其中，《尋找林昭的靈魂》（2004）講述了1957年反右運動中一位拒絕撤回對共產黨的批評的女基督徒的故事；《我雖死去》（2007）記錄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學生群毆致死的一位教師的故事；而《星火》（2013）則講述了在1960年出版的一個地下刊物的命運，該刊試圖揭露導致三千萬人死於饑饉的大躍進。
最近，57歲的胡杰創作了一組關於大饑荒的木刻版畫。這組版畫是基於他為製作《星火》而進行採訪時創作的繪畫作品。這組作品原定於去年在天津進行首展，但是由於其爭議性，展覽在開始兩天后停辦。
以下是訪談實錄，內容經過編輯和刪節，經過受訪者審閱。
張彥：你的紀錄片拍起來一定困難重重，因為這些題材的影像資料太稀少。存在什麼記錄大饑荒的歷史影像素材嗎？
胡杰：沒有影像資料，連照片都沒有。當時中國的農民太貧窮，被剝奪了一切，孤立無援，沒有任何手段來記錄他們自己的命運。
張彥：你在製作《星火》時，是怎樣克服這些困難的？
胡杰：我參考了很多檔案，因為我認為檔案是必需的，否則片子沒法拍。死人不能說話，但有關他們的記錄至少可以講述一些故事。我覺得文字檔案有很強的說服力。紀錄片必須具有藝術性，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須是真實的。當然，對紀錄片來說，能有影像資料再好不過，但是拍攝大饑荒的紀錄片不可能有影像資料。
張彥：《星火》講述了幾個學生為記錄發生在他們身邊的大饑荒而辦雜誌的故事。他們只出版了幾期就被捕了。你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胡杰：在拍《尋找林昭的靈魂》的時候有人對我提到過這個雜誌。後來我找到了他們辦的僅有的兩期雜誌，採訪了倖存者。當時很恐怖，人們都不知道他們的親戚因何而死。有一個人講，他以為自己在群眾大會上被打死的的父親是反革命，他在接受采訪時羞愧萬分。還有一個人講，他以前從不知道自己的父親當時有勇氣 站出來揭露大饑荒。他的父親曾經支持了這些辦雜誌的學生，但是他自己卻不知道。
張彥：關於大饑荒的書對你有沒有影響，比如楊繼繩的《墓碑》？
胡杰：我開始做的時候還沒有聽說過楊繼繩的書。後來，我在做的過程中了解到他在寫這個書，所以我也去採訪過他，他也給我提供了許多線索。
張彥：你是怎樣對拍敏感題材的紀錄片產生興趣的？你早些時候的一部作品——《尋找林昭的靈魂》（2004）——講述了一位在大饑荒之前的反右運動中受到迫害的女性。
胡杰：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在小學階段不了解反右運動，在中學時也只知道右派是壞人，也沒有任何這類書籍。所以我們對反右和大饑荒完全都不了解。當我開始接觸到這個題材並開始採訪林昭的一些同學的時候，他們每次所述都讓我震撼不已。我意識到這段歷史的每件事情都被掩蓋著，官方的歷史教科書完全是胡說八道。所以我覺得把這段真實的歷史說出來，非常重要。我花了四年拍攝、編輯這部片子，做好以後只在很小的範圍內讓幾個朋友來看。當時我給了崔衛平、錢理群、丁東、余杰和劉曉波看，他們也提了一些極有見地的主張。
張彥：之後你拍了《我雖死去》，這是一部講述“文革”期間北京一所著名高中女校的學生打死校長卞仲耘的故事。
胡杰：我完成林昭的紀錄片以後，突然發覺越來越多的人在做紀錄片，但是他們大部分比較年輕，且志不在歷史題材。所以我覺得我應該繼續做歷史題材的紀錄片。我比其他人的年齡大一點，所以對像文革這樣的歷史有一些記憶。我小時候親眼目睹了很多，比如武鬥、打人、批鬥會甚至殺人。所以我想我應該做的更多，因此拍攝了在“文革”中第一個被打死的北京一所著名女中的校長卞仲耘的故事。
張彥：《星火》（有時被翻譯成《灰燼》）在去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拔得頭籌後，我對你把歷史景像一步步呈現在觀眾眼前的技藝十分嘆服。你把我們帶到歷史事件的發生地，亮出相關證據，與那些倖存者和目擊者交談。你始終關注人。
胡杰：我把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Shoah)反复看了很多遍。通過DVD，尤其是許多盜版的DVD，我看了不少外國的紀錄片。我從這些影片裡獲得了非常多的拍攝方式和編輯方法。
張彥：下面我們看一看你創作的關於大饑荒系列的木刻版畫。這幅展現了一對夫婦似乎飄浮在空中。
胡杰：大地貧瘠而荒涼，這兩個人飛了起來，這其實是他們的靈魂升天了。這是一種錯覺，就像共產黨所謂“明天是美麗的”，但是人們卻在明天死於饑饉。
張彥：每一幅版畫都源自一個特別的故事嗎？
胡杰：是的。這些版畫內容大都出自於我在製作《星火》過程中的採訪。還有一個叫伊娃的朋友的故事對我影響尤深。伊娃是大饑荒逃難者的後代，她移民美國之後寫了一本關於大饑荒的書，並希望我做插圖。因此有幾幅版畫是根據她的經歷而創作的。
張彥：有些版畫則暗示著一些做法和規定令大饑荒雪上加霜。
胡杰：比如說，當時老百姓逃荒是非法的，逃荒者被冠以“流竄犯”。我採訪時有很多人告訴我，當時到處都是大標語，禁止農民逃荒。
張彥：你也做了一個叫做“我們”的系列，這個系列中的一些作品比較充滿希望。這幅畫顯示了一個小男孩抬頭看的樣子。
胡杰：這幅畫表現的是在一條將有領導人的車駛過的道路上，所有的人都低著頭，只有一個小孩抬起了頭。實際上，我覺得我所有的創作都包含著希望，因為其中總有某個人不接受官方的敘述。
張彥：你為什麼考慮用木刻版畫的表現形式？這讓我想起了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一些藝術家，比如凱綏·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以及那時中國也使用木板刻畫表現形式的一些藝術家。
胡杰：沒錯，這些藝術家都非常貼近普通人的生活。其實在上個世紀30年代，魯迅就認為版畫是表現真實生活的一個載體，因此特別倡導版畫木刻的藝術表現形式。在木頭上進行雕刻的過程，就是與現實直接接觸的過程。
我覺得今天中國的當代藝術選擇了一個非常奇怪的道路，他們一下子和世界接軌了，尤其是和西方藝術也接軌了，但是與此同時遠離了中國這片土地，與中國甚至與中國的文化都沒有關係了。我並非苛求這些藝術家，但他們追求的是與現實沒有任何關係的藝術。
張彥：你生於1958年，正是大饑荒開始的那一年。由於你的父親是軍人，你沒有遭遇大饑荒的衝擊，但是你個人受到了“文革”的直接影響。“文革”1966年爆發，你當時8歲。
胡杰：最初學校先是停課，復課之後我們也什麼都沒有學。學校基本上就是每天要參加批判會、遊行、鬥爭會和鬥爭老師，但當時很小。因為我們家裡的成分不太好，所以我媽媽會經常自我批評，並表現自己。她是醫生，經常要到工廠給工人看病，很晚才能回家，所以她不太管我們。我爸爸是軍人，他 不在家裡。當時我是老大，家裡很多事情都需要我自己做，並且還需要照顧兩個妹妹。
張彥：所以說你受的教育要從中學才算起？
胡杰：是，到了中學才開始學習，但是我們那一代人，應該說學習的東西很少。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小時候經常為了生存而奮鬥，做過很多事情。比如說雖然我住在城市裡，但是我養過雞、鴨、羊和好多其他的動物。養動物是賺一些錢的唯一方式。雖然學習很少，但是它使你對生活有一種理解，我也逐漸學會照顧自己。小時候，我們小男孩也打架，我經常被打得鼻青臉腫。
張彥：你是怎樣對影視和藝術產生興趣的？我覺得你在這麼動蕩的環境中成長的過程中，對藝術的接觸應該比較少。
胡杰：我從1989年到1991年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這兩年給了我很大的影響，因為我開始了解北京的藝術界，以及藝術如何來反映一些社會現實問題。因為當時“六四”之後，整個社會是非常沉悶的，沒有人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通過和一些藝術家個別的接觸、交流，我慢慢知道藝術要表達一些什麼東西。
張彥：你1992年從部隊轉業之後，開始在中國國內探索。你住在圓明園，開始拍電影。
胡杰：當時在中國幾乎沒有人拍紀錄片，甚至連一本關於紀錄片的書都找不到。我覺得社會的問題非常嚴重，但是媒體的宣傳卻只有正面的消息。所以我感覺到這種宣傳和現實有很大的距離。有的時候我就想，為什麼這些記者都不說真話？我又想，為什麼你自己不去說真話？於是我請一位朋友在日本幫我買了一個超8攝像機，然後我去了青海，去了不少煤礦，並且拍了很多紀錄片。所有的拍攝都是在社會底層，因此我遇見了許多一無所有的窮人。
張彥：之後一小段時間你為新華社工作。
胡杰：我覺得在新華社很有意思，我當時拍那些被抓起來的貪官。監獄中採訪他們的時候，他們會說心裡話，並且哭哭啼啼的。還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個縣委書記的舉報。他去工作的第一天就被黑社會打了，並且黑社會告訴他應該怎麼工作。我們在採訪的過程中接觸到不少這樣的經歷。但是後來他們可能發現我在拍自己的片子，所以就讓我離開了。
張彥：是不是因為你在拍《尋找林昭的靈魂》？
胡杰：我從來沒告訴過任何人我在拍林昭的故事。因為我在新華社工作，接觸到的信息比較多，而且也知道他們可以採訪什麼，不可以採訪什麼。但是我覺得林昭的故事太重要了，因為當時在中國沒有人敢說真話的時候，有一個人敢說真話。所有人都怕死的時候，有一個人不怕死。所以當時我在為拍這部紀錄片採訪的時候，也覺得自己逐漸開始了解原來那些我不了解的歷史。
張彥：作為一名紀錄片製作人有多麼困難？
胡杰：我從來不接受外界的捐款，尤其是海外的。我只是在比賽上贏得一些獎金。警察對於這一點告知得很明確，所以我不能拿別人的錢。並且警察知道關於我的一切，比如我要去哪裡的話，他們會給我打電話，並問我：“胡老師，你去哪裡？我們可以派車送你去。” 有的時候他們會提前通知一些人不要接受我的採訪。
張彥：你的紀錄片目前在中國無法公映，對此你作何感想？如果中國的觀眾看不到它們，你覺得還有意義嗎？
胡杰：意義肯定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你不去做這個紀錄片，這些人就死了，以後永遠也沒有人對著鏡頭再說這些話了。官方肯定不會去做，那民間如果再不去做，很快就來不及了。《尋找林昭的靈魂》裡，現在有十幾個人重要的人都去世了。
另外，其實在那個最艱苦、最暴力、最恐怖的年代，中國還是有人在思考的，甚至有些人是不怕殺頭的。但是他們被秘密地處死了，我們後人都不知道他們曾經是多麼英勇地慷慨赴死。所以這裡有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為他們為我們而死，如果我們不去了解，那麼這就是一個悲劇。
《星火》中，有一個辦雜誌的人沒有被槍斃，但是被判了18年。他當時就在法庭上罵這些法官。他說到處都是屍臭，並且問法官聞沒聞過。我覺得有這麼勇敢的人，如果我們不了解他們經歷的這段歷史，這些記憶就會永遠消失。
本文於2015年5月27日首發於《紐約書評》。
張彥(Ian Johnson)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董一夫對本文有翻譯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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