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0日 星期日

Mao: The Real Story By Alexander V. Pantsov,蘇聯檔案解密:還原真實的毛澤東;《毛澤東:真實的故事》(Alexander V. Pantsov & Steven I. Levine)




蘇聯檔案解密(上):還原真實的毛澤東
蒙克BBC中文網

2015年 7月 6日


俄羅斯歷史學者潘佐夫根據新解密前蘇聯秘密檔案,還原真實的毛澤東,揭示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密切關係。他接受了BBC中文網獨家專訪,講述他所接觸到了的歷史。

最近,俄羅斯歷史學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根據新解密的蘇聯時期的歷史檔案寫出《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試圖避免之前眾多毛澤東傳記的美好或妖魔化傾向,還原歷史真實。潘佐夫對毛澤東的評價似乎高於對前蘇聯領導人列寧和斯大林的評價

潘佐夫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表示,希望讀者能夠通過他的書對毛澤東的多面性和複雜性有更清楚的了解。

潘佐夫認為不過毛澤東不同於列寧和斯大林,他不僅是個敢於冒險的政治家,也是個民族主義革命家。

潘佐夫指出,毛澤東不僅推動了激進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他也給中國這個從前的半殖民地帶來了民族革命,因此他對毛澤東的評價似乎高於對前蘇聯領導人列寧和斯大林的評價。他說,在毛澤東時期,中國最終能夠成為世界的主要地緣政治中心,政治上同蘇美兩超級大國保持等距離,並因此受到國際輿論的更多關注。
蘇聯檔案

潘佐夫主要查閱了「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他說,這是世界關於國際共運和蘇共黨史最全面的文檔,裏面有大量關於中共活動的檔案,包括中共駐共產國際的文檔,共產國際和蘇共給中國的指示,列寧、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的相關文件,中共和國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秘密報告等。潘佐夫: 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才能不受約束地按照自己的理想行事

潘佐夫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特別提到了其中多達15卷關於毛澤東的文卷檔案。他還稱,他是第一位接觸這些檔案的學者。

據他透露,這些文檔裏面有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私人信件、毛澤東和斯大林、斯大林和周恩來、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會談記錄和通信,斯大林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通訊,還有蘇聯醫生整理的毛澤東的病歷,蘇聯安全部門和共產國際情報部門的秘密報告。

有關毛澤東的檔案中還包括毛澤東妻子兒女的個人資料,關於賀子珍、江青、毛澤東的幾個兒子,毛澤民、毛澤覃的妻子的個人檔案,以及鮮為人知的在莫斯科出生的毛澤東的第九個孩子的出生證明。

此外,潘佐夫還查閱了其他前蘇聯檔案,諸如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通信,蘇聯政治局記錄,第三國際給中國的指示,以及毛澤東的朋友和對手的檔案。裏面還有毛澤東的政敵向蘇聯控訴告狀的報告等,他還說,其他前中共領導人如張國燾,王明,周恩來,鄧小平,李立三等的檔案也都很有價值。
毛的功與過

文革結束後,中共在1981年發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功過做了官方評價,表示,毛澤東一生「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晚年犯了嚴重錯誤。這個所謂的「左傾嚴重錯誤」是指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使國家陷入混亂。

《歷史問題決議》肯定了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以及毛澤東為中共和軍隊創立和發展,人民解放的勝利,締造國家建立的巨大功勛。

不過,從潘佐夫披露的檔案材料看,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共忠實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的程度超出許多常規的看法,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才能不受約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因此蘇聯解密檔案的有關文件似乎稀釋了毛澤東前半生的功績。斯斯大林不僅要迷惑蔣介石和中國資產階級,而且要迷惑西方的資產階級,讓他們相信各國共產黨已經放棄暴力革命手段(圖為雅爾塔會談中的美英蘇三巨頭)

潘佐夫在採訪中說,研究這些檔案令他改變了對毛澤東的一些看法,他發現對毛澤東與斯大林和前蘇聯關係的一些常規看法實際上並不正確。新公布的蘇聯和中國的檔案顯示,毛澤東是斯大林忠實的追隨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表示向他忠於的領導人(斯大林)的忠誠。二毛澤東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後才敢於偏離蘇聯模式,執行更激進的政策。
新民主主義

潘佐夫說,有關歷史檔案資料也表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一直在幫助毛澤東鞏固黨內權力,幫助他在中國共產黨內開始推動對他的個人崇拜。他還記錄了中共從1921年到50年代初對莫斯科資金方面的依賴。

潘佐夫撰寫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向讀者展示了「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新民主主義論」有其「俄羅斯根源」。潘佐夫說,是斯大林讓毛澤東在30年代後期接受了新民主主義政策,不允許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政策,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處於地緣政治考慮曾經早在1937年11月就做過同新民主主義內容相近的有關指示。當毛澤東後來開始闡述新民主主義思想的時候,斯大林也開始考慮解散共產國際。潘佐夫認為這並非巧合。

他書中提到斯大林1937年11月同王明和康生的談話,當時斯大林透露了他的意圖,那就是他不僅要迷惑蔣介石和中國資產階級,而且要迷惑西方的資產階級,讓他們相信各國共產黨已經放棄了針對他們的暴力革命,人民民主概念提出就是為了迷惑敵人。

(責編:李文)

(未完待續:蘇聯檔案解密——毛澤東和斯大林的線人)


毛澤東-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Wikipedia

zh.wikipedia.org/zh-tw/毛泽东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0時10分)中國政治家、戰略家和思想家。字潤之,湖南湘潭人,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 ...






丁學良專文:了解毛澤東 「觀中」不糊塗——讀《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 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2015年05月06日 05:30




毛澤東的新傳記,運用大量過去未曾公開的蘇共檔案。(聯經出版提供)


對20世紀全球最厲害的三大革命獨裁領袖作對比的評論汗牛充棟,但其基礎卻極不均衡。史達林、希特勒的優質傳記連連出版,而毛澤東的優質傳記卻非常稀缺。所以對這三人作比較評論,一涉及毛,爭議就特別激烈。


世界歷史性人物的優質傳記得以問世,在現代主要靠官方檔案對研究者開放。途徑之一,是民主政體下的公共知情法,每年按照事先規定的程序解密到期的文檔,如美國的白宮錄音資料庫。之二,是原先的國家戰敗,不得不完全立刻解密,如二戰後的德國。之三,是原先極端保密的政權經歷了自由化民主化,於是一批批秘密檔案對外逐步開放,如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檔案館。之四,是原來的政體垮台,後繼政權沒有特別的原因老是花大錢嚴保前朝的所有秘密,如蘇聯解體後的俄國。


可是,中國大陸不是以上的任何一種狀態。所以,官方檔案的核心部分繼續以冷戰心態和方式嚴加保護。過往一直缺乏毛優質傳記的原因不能怪學界,只能怪掌控毛秘密最多的中共不推進現代政治文明的一大要素:依法按期限解密官方檔案,以供查索研究。越是有價值的毛檔案,越是當作核子武器一般守護著。


有了以上背景,就容易解釋,為什麼潘佐夫和梁思文合作的英文版《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中譯本(為避免與其它雷同的書名混淆,本文以下單稱此書為《毛傳》),乃是一本全球漢語讀者期盼已久的那種性質的毛傳記。


《毛傳》最特別的,在於它大量依據以前未被學者公開使用過的位於莫斯科的檔案資料:前蘇共的中央檔案庫(1917年十月革命後即組建)、前「第三共產國際」(Comintern 1919-1943年)及其後繼「共產黨工人党情報局」(Cominform,1947-1956年)的檔案卷宗、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檔案卷宗;現在它們合成一體,統稱為「俄羅斯社會和政治史國家檔案館」(俄文縮寫RGASPI,英文RSASPH)。其中有來自中共的多種內部文件、報告、領導幹部及其家屬的資料等。從20世紀初到1950年代中後期,中共常規性地向莫斯科遞送重要的黨務政務資料文檔。這是全世界最龐大、最集中的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黨歷史的文獻彙集。當然,中共送往蘇共的最具震撼性的檔案是否還藏在別處,有待進一步追索。


《毛傳》自始至終的主題是:中共從誕生到發展到挫敗到復興到終於征服中國大陸,最關鍵之處都是仰仗蘇聯的扶持,和以莫斯科為首的共產國際的有力配合。書中很多細節白紙黑字,比如某年某月某日莫斯科給中共秘密撥款幾十萬美元、幾百萬盧布;發出什麼樣的政策指示、人事安排命令、軍事行動意見;頻繁訓導中共領袖不可輕舉妄動、若不服從必有懲罰;蘇聯駐華領館暗地裡是共產國際的派出機構,具體指導中共活動,等等。

細閱《毛傳》後反思,就其中心論點而言,凡是熟悉1920-1950年代國共兩黨爭鬥史的華人學者,都不會感到特別意外。但奇怪的是,這個被中國國民黨(其最著力的作品是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及中立人士(其最扎實的作品是張君勵的《第三勢力在中國》)重複了幾十年並以中英文版廣為宣講的話題——即便其中有部分是笨拙的宣傳,在那個時代竟然沒有能夠說服中國國內足夠的公眾,更沒有說服國際政界、外交界、輿論界主流。反倒是中共申辯自己是「源自中國本土爭土地改革、爭平等自由、爭多黨民主制的開明進步主義組織」的宣傳,被足夠多的國內外人士所接納。

讀了《毛傳》,大多數讀者當能設身處地去理解,為什麼從1949年10月1日開始,中共黨政高層一直把「外部勢力黑手」定義為所有中國大陸境內(現在包括香港特區)大中型麻煩的首要因素,對來自海外的各種影響和資源,不僅是政治類的,還涵括法律、觀念、宗教、文化、教育、社會組織特別是NGO類的,外國駐華使領館的活動,都予以最高度的警惕,層層防守監控。這不能怪他們神經緊張——這確實是從中共當年成功獲取天下的生命線得來的教訓,是源於自身的應對之道。


公平而論,中共是一個極注重學習的組織,從來認真總結國內外經驗,且偏重於從最壞的可能作總結。它自取得天下以來,能夠在各種各樣可怕的國內外事態衝擊下維持政權的穩定,最關鍵的就是它始終堅持向自己學習——它當年搞垮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般般招數,是它對付過去、當下、未來真實的和想像的對手們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雖然中共也向其他國家和政黨認真學習,但它自己才是它最好的老師。環顧全球,找不到更出色的老師了。

從局外人角度看,世紀之交的中共領導顯然表現出過度的焦慮,甚至偏執狂。不過西方有諺:「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英國《金融時報》外交事務專欄作家Gideon Rachman今年2月10日評論說,北京害怕顏色革命,很奇怪。他說中國教育部長向大學提出類似毛時代才有的要求,認為中共加強監控網路說明了政府面對「顏色革命」威脅缺乏安全感,這同當局對局勢不穩定的擔憂有關。

對此我有不同的觀察視角。西方又有諺語:「上帝若令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可是,一點都不瘋狂的人也就是完全常態的人,如你我之輩,那是斷然幹不出翻天覆地的大事業的。拿破崙有句名言:「從偉大到荒謬只差一步,讓後代去評論吧。」恰如《毛傳》細節所示,史達林、毛之類的大革命領袖和絕對統治者,都有一點瘋狂,但又不是完全的瘋狂。若達到完全瘋狂的程度,政治領袖才會滅亡。


他們兩人恰到好處,所以打天下狠,坐天下也狠,國內國外、黨內黨外,無人匹敵。他倆之後的繼位者,均缺乏他倆的那種適度的瘋狂,所以沒有再推出本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鴻圖,至多做了一些改革。改革是趨向理性的事業,革命則是趨向瘋狂的事業。

現在無數觀察家試圖對中國大陸領導權趨勢作預測,但很多人都不注重考究中共歷史。他們若想避免提出太離譜的預言,即「觀中」不糊塗,就該細讀《毛傳》,裡面有豐富的細節,說明中共領導人絕大多數屬於低度和中度的開創型,只有極個別的才屬於高度開創型,具有「適度」的瘋狂。如果中國大陸真要出現一位毛澤東式的高度開創型領袖,他或她至少得在兩個戰線上展現「大破格」的作為,一是對高層領導人進行大規模清洗,一是對外部世界進行大規模挑戰。目前還遠未到此地步,基本上還是在理性的範圍裡運作。所以大家不要太激動。

《毛傳》很適合做大學課本,細節多多,且兼顧東西方的視角。對於毛和史達林、赫魯雪夫之間關係的描述,富有戲劇味道。他們說對方的好話和壞話,都說得很到位。比如,毛恭稱史達林為「大老闆」,這是稱謂黑道老大的用語。赫氏1960年回擊毛:「如果你們要史達林,把他連棺材一起拖走好了!我們可以把他用火車專列送去給你們!」讀了這些,不妨推測,眼下普丁在背後恐怕也是用類似語言描述北京的領導層。對雙方聲稱的「鋼鐵般友誼」,不要太當真,以前己經「鐵」過幾次了。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兩位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左)、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右)與書封。






*作者為政治社會學家,曾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通訊研究員,同時兼任多所大學的榮譽教授或顧問教授,現任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本文為《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聯經出版)中文版導讀,風傳媒即日起將連續四天精采書摘。





號稱延安第一美女的吳莉莉(吳光偉,右)於1949年來台。


搬到延安,使得毛澤東日常生活起了重大變化。他現在可以享受舒適的城市生活。新「赤都」一點都不像保安,保安只是個沙塵飛揚、荒無人煙的村落,十室九空。延安則是個很活潑的地方。李德回憶說:「農民、小販在露天市場賣肉、蛋、蔬菜和其他食物。小鋪和餐廳,有些還相當高級,照常營業。總之,延安反映的並不乏和平與常態。我們看到我們並不習慣的民間活動。」

延安位於一個狹長的山谷裡,它位於淺而多石、但相當寬廣的延河南岸,四周是黃土山嶺。高大的城牆幾乎沿著整個外圍走,城牆上長方形的塔樓高聳入雲。城牆開闢北門、南門、大東門和小東門四個城門;城的西邊或西南邊沒有城門。西邊的城牆沿著山脊走.保護著全市不受不速之客侵擾。

這座城市集合了一些狹窄、熱鬧的街道,長排的飛簷屋頂豪邸,可是屋主乃是地方仕紳,早已棄置房產逃之夭夭。城外高地上巍然聳立一座漂亮的九層塔,睥睨全城建物。延安似乎就是毛澤東及其同志們企盼許久的休息之地。與國民黨的和平逐漸成為事實。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手捧史達林文集。時為1939年。

延安城裡居民三千多人,仍有足夠的空屋,因此黨的大多數領導人可以找到滿意的居停之所。毛澤東和賀子珍,以及其他中委及眷屬,都在城的西側,即鳳凰山腳這個昔日著名的富商、地主社區安頓下來;這些富商、地主一聽到中共軍隊靠近的消息,當然早就逃之夭夭。毛澤東偕妻子住進一棟富商的家。明亮、寬敞的房間出奇乾淨。舉目所及,只見黃土山陵無邊無際往遠處延伸而去。有一間房間毛澤東用來兼做起居室和臥房,它的窗邊擺著一張大木床;另一個窗邊則是傳統的火炕。所有的家具就是一張書桌、幾張椅子、書櫃和一個巨大的木製浴盆。所缺的就是足夠放置文件的櫥櫃,但是毛澤東想到一招,要侍衛找來幾個空汽油筒代替。(這些空汽油筒是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的容器,正好給中式室內布置添點美國風味)。張聞天、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也在鄰近安頓下來。

離城不遠,沿河兩岸的黃土陡坡也挖了許許多多窯洞。它們往北向城外排成一長排,而遠遠望去很像燕巢或蝙蝠洞。大部分紅軍官兵住在那兒。此外,有幾個中共高階領導人寧願住窯洞,過清貧日子,不像毛澤東、周恩來等選擇安逸處所。其中之一即張國燾,他愈來愈意識到毛澤東一夥人對他沒有好感。

極端左傾的美國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底或二月初來到延安,也住在其中一個窯洞。四十五歲的史沫特萊是個外表十分男性化的女權主義者,她蔑視資產階級的道德觀、崇拜史達林。她不是任何國家共產黨的正式黨員,但是在她來到陝北之前,她與共產國際及美國共產黨保持秘密聯繫。一九三○年代初期,她扮演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中國的非正式代表的角色,以她為管道,共產國際特務偶爾交付金錢與指令給中國共產黨人。她以「安娜」為化名,也涉入蘇聯在上海的間諜網。蘇聯軍事情報特務理查.佐爾格(Richard Sorge)當時化名「強生」(Johnson),住在上海。一九三○年,史沫特萊成為他的許多情人之一,在寫給一位女性友人的信中稱呼他為「英俊的海克力斯」(handsome Hercules)。史沫特萊一到延安不久,就正式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卻遭到婉拒。雖然她接受中國友人的論據—他們向她解釋,她是個有才華的作家,保持超然於中國共產黨之外的地位,可以對共產運動有更大的貢獻—但是這對她不啻是個打擊。

史沫特萊住處隔壁的窯洞,住著她的翻譯吳光偉,也是最近才來到延安的一位漂亮的舞台劇演員。史沫特萊管她叫「莉莉」(百合),這個名字對她極為「速配」。二十六歲的莉莉面如滿月,高雅有如湖中浮花,她和史沫特萊可說完全不同,與延安其他居民也大不相同。延安所有的女性當中,只有她搽脂抹粉化妝,她從西安帶來大量的化妝品。她把一頭烏黑的長髮結成漂亮的辮子垂放到肩頭,她也精心照料她的指甲和皮膚。難怪,許多男人,包括已有家室的,都開始注意到她。

吳莉莉(左)與史沫特萊,常和毛澤東玩在一起。

毛澤東也拜倒在她石榴裙下。起先,他和莉莉的關係很純潔。他偶爾會拜訪她以及她的鄰居,聊天、打牌、喝咖啡,有時候也喝米酒、享用蘇打餅乾(史沫特萊因胃潰瘍,總是設法備著它們)。他有好幾次留下來吃晚飯。從一切外表看,他只是看重她是個有才華的女演員,對革命鬥爭有顯著的貢獻。當時莉莉正在延安舞台上演出從高爾基(Maxim Gorky)的《母親》改編的戲劇中的妮若芙娜(Nilovna)一角。

然而,隨著時間進展,謠言悄悄傳遍全城。女性們、其中大多數已婚,特別不高興。作為積極的黨員,她們和丈夫們一起經歷內戰、長征、國民黨圍剿、飢饉、轟炸,以及和子女分離的種種艱苦考驗。尤其是,她們自認是革命的道德家。「嫵媚」、「嬌柔」都不在她們的詞彙裡。鮮豔的衣服、化妝品和時尚髮型,只會引起她們的蔑視。她們把和不熟的男子聊天,視同外遇。她們把男人、包括自己的丈夫,當作革命同志對待;她們衣著服飾像男生,剪短頭髮,行為非常莊重和獨立—一切都是非常游擊隊式的純潔主義。

延安的女性也不太理睬史沫特萊,原因則不單是因為她和莉莉交朋友。史沫特萊的個人作風與其他女性倒沒什麼不同:她從來不用化妝品、服飾簡樸如男性、不矯揉造作,而且熱愛共產黨。但是她相當粗魯、自信滿滿,而且太獨立。她相信自由的「革命」愛情,排斥婚姻,宣稱那是奴役女性的一種工具,也極力提倡避孕(史沫特萊被迫停止向地方農婦推廣行房後灌洗避孕,因為延安婦人把那檸檬味的水拿來當飲料喝)。在公開集會上,史沫特萊說話非常直率,經常在她住的窯洞裡花好幾個小時採訪男性。朱德的太太康克清為人率性、活力充沛,特別討厭她,而且不無理由。史沫特萊才剛到延安,就開始動筆寫朱德傳記,還深深愛上他。她根本毫不隱瞞自己對朱德的愛慕之情,稱他為「我在世上最好的朋友」。

康克清和賀子珍在婦女圈組織反史沫特萊和莉莉,很快地,延安的革命婦女統統加入。史沫特萊和莉莉沒注意,分別繼續和朱德、毛澤東密會。另有兩位女性加入她們危險的遊戲:一位是著名的共產黨作家丁玲,她本身就是徹底解放的女性;一位是偶爾也參加的海倫.佛斯特.史諾(Helen Foster Snow),即艾德加.史諾的太太。她的閨中好友都叫她「佩」或「佩姬」(她的筆名是妮姆.威爾斯[Nym Wales])。海倫和她丈夫一樣,是個新聞記者,於四月底來到延安。她長相甜美,不遜好萊塢任何一位美女,但是相當謙和。她和史沫特萊一夥人混在一起,因為她認為她們並無不妥。

毛澤東、朱德和莉莉、史沫特萊、丁玲及佩姬.史諾的聚會並不是一直都很清純。有時候,當著毛澤東的面,幾個女生就品頭論足議論起她們認為哪個男人最英俊(史沫特萊和史諾略通中文)。她們會笑著說某人太胖、某人太瘦,或某人又太矮。她們一致認為最有魅力的是林彪,「典型的阿多尼斯(Adonis)」,以及徐海東,一個軍事幹部,他的雄壯體型令她們著迷。她們也覺得毛澤東英俊,拿他和林肯比擬。這時候,她們往往兩手一攤,笑著說:「這些都是好男人,但是天啊,我們卻比不上他們的太太!」史沫特萊開玩笑說:「如果你們這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不能走出女性石榴裙下,你們又怎能解放中國呀?」

毛澤東顯然已嫌賀子珍人老珠黃,也控制不了自己。他和這幾位女士過從愈來愈密。毛澤東幾乎每天晚上都去會晤她們,誦讀他又開始寫作的詩詞,或與史沫特萊討論羅曼蒂克的愛情(通常是莉莉把他們湊在一起)。不久,他和史沫特萊產生一個構想,要辦個舞蹈班。他們找出一具老舊的留聲機和幾張狐步唱片,利用已經逃出延安的傳教士丟下的一座教堂,辦起音樂晚會。中共領導人的太太們被如此公然「傷風敗俗」的行為嚇壞了,杯葛舞蹈班,但是她們的老公卻高高興興地去開洋葷。朱德、周恩來和賀龍特別有興趣學美國舞。連清心寡欲的彭德懷也到場看熱鬧。舞蹈班持續了好幾個星期,使得毛澤東和莉莉走得更近。

海倫.佛斯特.史諾回憶起後來的情況:

五月三十一日,我應邀到美國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山邊寬敞、舒適的窯洞去作客……我在門外的小爐子上烤了兩塊白薯,要了兩筒鳳梨罐頭。翻譯莉莉小姐炒了辣椒和雞蛋。史沫特萊還在餐廳要了白菜湯。除了小燒餅外,還有大鍋餅。

毛澤東來了……當天晚上他興致很高。毛澤東有個最迷人的特質,你在照片上看不到,那就是好表現、很活潑……艾格妮絲的藍色大眼珠—有時候發出狂熱的光芒—崇拜地看著毛澤東。莉莉對毛澤東也是一副崇拜英雄的眼神。過了一會兒,我很驚訝地看到莉莉走過去,坐到毛澤東身邊,把手放到他膝上(非常怯生生地)。莉莉宣稱她已經不勝酒力了……毛澤東顯然也嚇了一跳,但是他如果一把推開她,恐怕也太有失風度,而且他明顯也覺得好玩。毛澤東說,他也喝得太多了。整個晚上,他同莉莉拉著手,她依在他的膝上,顯得並不陌生。

次日,賀子珍統統知道了。很有可能是毛澤東的衛士們尊敬賀同志、討厭莉莉,認為她把毛主席帶壞了,遂把毛澤東的行為向賀子珍通報。當時中國的社會風氣相當純樸,男女授受不親,公開場合不應牽手、碰觸,可是莉莉公然挑逗已有家室的男子,分明是要引誘他。賀子珍太清楚她老公是什麼德性,怎堪忍氣吞聲。毛澤東只要有女性願意投懷送抱,莫不欣然從命。他喜愛美女,也喜愛女子自動送上門。賀子珍嚥不下這口氣,衝出家門,直接殺到窯洞區去。

當她殺到莉莉的窯洞時,夜色已深。賀子珍毫不懷疑,深信在這兒一定可以找到她那出軌的老公。艾德加.史諾後來依據史沫特萊的說法描述當天的情況:

有一個夜晚,史已經睡下……忽聽一陣急促的腳步衝上山來。接著,吳的窯洞門被推開。一個女人尖利的聲音劃破了寂靜:「混蛋!你想欺騙我,溜到這個資產階級舞女家裡來。」史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窯洞。毛的妻子正用一個長長的手電筒打毛。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舊戴著他的棉帽子,穿著軍大衣。他沒有制止他的妻子。他的警衛員立在門旁,顯得很尷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氣不接下氣才停手。毛最後站起來。他看上去很疲倦,聲音沉著嚴厲:「別說了,子珍。我和吳同志之間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我們不過是聊天。你作為一個黨員,正在毀掉自己,你幹的事情你應該覺得可恥。趁別的黨員還不知道,趕快回去吧。」

毛的妻子突然轉向吳莉莉。吳背靠著牆,像一隻嚇壞的小貓。賀罵道:「舞廳的婊子!妳大概和什麼男人都勾搭,還想欺騙主席?」接著她走近吳莉莉,揮起手中的電筒,另一隻手抓她的臉,掀她的頭髮。血從莉莉的頭上流了下來,吳跑向史沫特萊,躲在她背後。

毛的妻子又轉向史:「帝國主義分子!」她喊道,「都是妳鬧出來的,回妳自己的家裡去。」接著她用手電筒打這個「洋鬼子」,史沫特萊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將賀推倒在地。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聲喊道:「你算什麼丈夫?還算是男人嗎?你是共產黨員嗎?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的打,你一聲也不吭。」

毛責備妻子道:「她沒有惹妳,是妳打她的。她有自衛的權利,是妳羞辱了我們。妳的行為簡直像美國電影裡的闊太太。」毛氣憤已極,但盡力克制著,他命令警衛員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賀不願甘休,不肯起來,毛不得不叫來另外兩三個警衛員,最終使歇斯底里的賀離開了。他們下山時,毛默默無語地跟在後面。許多人從自己的窯洞裡驚奇地望著他們走下山去。

延安時期的賀子珍與毛澤東。, 由 windsummer 發表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不到幾個小時,消息傳遍全城,窯洞區居民肯定全都知道了。據史沫特萊和艾德加.史諾的報導,毛澤東趕緊召集黨的領導人開會,決議這件事應該保密,禁止任何人討論它。但是要讓賀子珍安靜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她要求黨中央懲處史沫特萊、莉莉和毛澤東的衛士,此人在事件發生時在場。她也指控另一個衛士陰謀不利她;此人目睹一切經過,但沒有介入。她到處向朋友們、黨領導人的妻子們抱怨不忠的丈夫、「無恥賤人」吳光偉(莉莉),以及「帝國主義者老鴇」史沫特萊。當然,她們都同情她,看著史沫特萊一拳打在她右眼留下的瘀青,頻頻搖頭。

為了讓太太平息怒氣,毛澤東被迫遣走莉莉。七月某個雨天上午,她和劇團、丁玲坐車前往陝西省城。出發前,她在窯洞前庭院噙著眼淚,把毛澤東在快樂時光寫下、送給她的詩詞,付之一炬。

毛澤東也請艾格妮絲.史沫特萊離開延安。謠言紛傳說賀子珍鼓動她的衛士射殺史沫特萊;毛澤東壓制不下謠言,只好設法請史沫特萊離開。但是他並未成功。當他們談過話不久,史沫特萊的馬絆跌、倒下、壓了她,使她脊骨受傷。她在炕上足足躺了六個星期,無法動彈,直到九月十日才離開延安。三天前,佩姬.史諾也離開延安。

儘管毛澤東一再勸阻,賀子珍仍無法忘懷此一事故,決定離開他和剛要呀呀學語的小女兒,從延安搬到西安,藉口是她有治病之需。她在長征途中被炸傷、留在身體內的彈片很讓她嘗盡苦頭,但是動手術、取出彈片顯然不是她離開的主要原因;毛澤東的羅曼蒂克行徑才是。

同一時期,中國及世界的政治情勢起了激烈變化。一九三七年整整上半年,史達林絞盡腦汁,努力設法讓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能正式成立新的統一戰線。這需要他投注大量的錢財,而他在想方設法交付大筆資金給中國共產黨時,一點兒也不吝嗇。幫史達林轉送金錢的一個中人是孫逸仙的遺孀宋慶齡,她深深涉入到共產國際的地下財務運作。她化名「蘇西夫人」(Madame Suzy)和「林泰」(Leah),作為中間人,把共產國際的大筆金錢轉手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她不是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但是十分左傾(以季米特洛夫的話說,「幾乎就是共產黨員」),她從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革命時期起,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維持非正式關係。譬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毛澤東給她一封信,提到中國共產黨財務困難,她協助共產國際代表透過共產黨員潘漢年交給中共中央五萬美元;潘漢年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領導人之一,在國民黨控制的「白區」進行秘密情報工作。後來,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以電報通知中共中央,決定提供給中國共產黨大約五十五萬美元的財務援助。頭期款十五萬美元於十一月底在上海交給潘漢年,又是透過宋慶齡經手。後來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初,莫斯科又承諾將當年度給予中國共產黨的財務援助提高至一百六十萬美元。總而言之,共產國際在一九三七年給予中國共產黨的援助接近兩百萬美元。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兩位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左)、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右)與書封。
*本文選自《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聯經出版)第二十一章〈談情說愛的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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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裏面的材料顯示,當毛澤東當年通過在延安整風鞏固其黨內權力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背後的史達林在幫助毛澤東鞏固權力方面有時候甚至比毛澤東本人更積極。例如當時毛澤東並沒有把康生算作自己的敵手,因此當共產國際向毛建議中共哪些人不可靠時,反而是毛澤東向當時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寫信為康生作擔保說「康生是可靠的」。

1938-9年,中共在延安出版《聯共黨史》(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歷史簡明教程)的中文版。潘佐夫說,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也效仿史達林,開始改寫黨史,樹立自己的正統領導地位。

史達林是導師

關於毛澤東和史達林的關係,潘佐夫說,他在書中有關毛澤東和史達林在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會面時的描述,也充分說明了史達林對毛澤東的巨大影響力。他說書中講述了毛澤東同史達林在韓戰期間的分歧和緊張關係,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

潘佐夫說,史達林當時並不想統一朝鮮半島,而是更願意把美國拖進同韓國和中國的衝突,達到削弱美國的目的。通過這麼做,史達林試圖發動全球革命。只是在史達林於1953年3月去世後,毛澤東才同蘇聯領導人拉開距離。而朝鮮停戰也是在史達林去世後才得以實現。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書中的資料還顯示,毛澤東一開始就認為赫魯雪夫是個愚蠢而且不值得信賴的人,因此他故意輕蔑地對待他。潘佐夫說,他的書反映了毛澤東和赫魯雪夫之間的敵意,而這也成為了中蘇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不同於常規看法,潘佐夫的書還指出,文化大革命不僅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權力鬥爭,更是一次實現其烏托邦理想,創造一個由新的、理想公民組成的理想社會的認真努力,但潘佐夫也同時認為,這種努力有缺陷,而且導致了悲劇。

《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也提到已故前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和高崗生前曾向史達林遞送情報,以及史達林在與毛澤東會見過程中,把高崗的有關報告交給了毛澤東,從而出賣了高崗。

對於劉少奇是否是史達林線人的問題,潘佐夫在接受採訪中說,如果有任何檔案證據的話,肯定只能在克格勃(KGB)檔案中有。但是這部分檔案目前尚未公開。因此潘佐夫對這個說法持謹慎態度。

潘佐夫在書中寫到:「根據一些材料,劉少奇本人曾為史達林提高了一些機密情報。在史達林死後叛逃到西方的俄羅斯前國家安全部(MGB)官員彼得·德日阿賓(Petr Deriabin)曾經說,早在30年代,劉少奇在莫斯科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紅色工會國際代表時,就開始為前蘇聯的情報部門工作。此外,劉少奇在40年代仍繼續向史達林遞送秘密材料。潘佐夫說,如果德日阿賓的這一指稱屬實,那麼就可以推斷,對於史達林來說,劉少奇比高崗更有價值,因為劉少奇後來是中共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故此,史達林後來出賣了高崗,這樣就確保了其更重要的線人在中共內部的地位。

潘佐夫解釋說,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部分,因此也可以說,所有中國共產黨人都在為共產國際工作。當然有一些中國共產黨人直接為蘇聯的安全部門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工作,例如後來為毛澤東做俄文翻譯的師哲。另外,還有一些中共黨員直接為俄羅斯情報部門工作。
延安的重要情報

但是,潘佐夫也表示,必須要記住的是,所有中國共產黨人都認為蘇維埃俄羅斯是他們的共產主義理想的祖國,他們認為他們有責任向俄羅斯人通報關於國民黨、日本和其他人的情況。

他還舉例說,即使毛澤東本人也曾向史達林傳送過重要情報。例如,毛澤東曾告訴史達林,德國可能會在1941年6月22日進攻俄羅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只要共產國際受莫斯科控制,他們都是莫斯科的特務,整個中國共產黨都是莫斯科在中國的代理人。」

潘佐夫私人收藏的檔案(包括閻寶航之子閻明復2005年9月9日給俄羅斯外交部的信函)也顯示,毛澤東1941年6月15日通過蘇聯駐中國武官尼古拉·羅士勤(Nikolai Roshchin)向史達林通報了德國即將發動攻擊,並且明確指出攻擊日期是6月22日。毛澤東是從其安插在戰時陪都重慶的中共地下情報人員閻寶航那裏得到情報。

後來蘇德戰爭爆發後,史達林特別發電報向毛澤東致謝,強調毛澤東凖確的情報使蘇軍能及時做好軍事準備。

另外與此有關的是,潘佐夫從蘇共政治局檔案中還發現了令他感到意外的內容,即蘇共政治局在1941年7月3日,也就是斯大林公開承認德國進犯的那一天,決定撥款100萬美元給中共。《毛澤東:真實的故事》的作者潘佐夫說,希望他的書能讓讀者對毛澤東的多面性和複雜性有更清楚的了解。他說,毫無疑問,毛澤東是20世紀最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之一,但也是最血腥的專制者之一。

潘佐夫在接受採訪時還表示,因為篇幅的關係,還有許多有意思檔案材料沒有寫進《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這本書中,例如關於當時身在蘇聯的蔣介石長子蔣經國被人舉報是共產黨「敵人」的一份秘密報告,這份報告來自蔣經國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的一個俄羅斯的朋友。

潘佐夫說,他現在正根據這些檔案材料撰寫一部蔣介石的傳記。

撰稿:蒙克 BBC中文網
責編: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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